1951年，渣滓洞看守黄茂才被判处死刑，然而在行刑时，他却哭喊：“别杀我，我为江姐做了很多事情，我是冤枉的！” 黄茂才，四川自贡人，与江姐是老乡，出身贫苦之家，但读过几年书，也识得几个字，1945年，国民党到处抓壮丁，母亲为了保住儿子，就去求地主家的少爷刘重威，让刘帮着找个差事。 刘当时是军统特务，他看黄识得字，就把他安排到了特务机关，做起了文书工作。然而两年后，黄又被调去管理档案。又过了不到一年，因他老实，不会巴结上级，便被裁掉了。 1948年5月，经刘再介绍，黄被安排到重庆渣滓洞当了一名看守，虽然在监狱工作，不过对于他来说，有口饭吃，就很知足。 去渣滓洞前，特务训导员对他说：“渣滓洞关押的都是笼中老虎，他们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你一定要严格看管，不许他们互相串通，要分开放风，不许走漏消息，如果查出袒护犯人，你这颗脑袋就保不住了。” 到渣滓洞后，所长发给他一支左轮手枪、30发子弹，并再次警告他：“这不是一般的监狱，要严格执守，不许他们交头接耳，一旦发现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黄被洗脑后，以为共产党人真的很可怕，起初，为了表现自己，他对难友们非打即骂，十分凶恶，但时间长了，他发现，这些人并不像特务们说得那样可怕，相反，说话做事都很文明，而且他们之中有作家、记者、教授及大学生，相互之间也十分友爱。 特别是像江竹筠、曾紫霞这样的大学生，怎么将他们与杀人放火的匪徒划等号呢？黄通过自己的亲眼目睹，否定了长官们对他的训话。 此后，他的言行发生了一些变化，不再像初始那样凶狠了，而且平时更愿意和难友们呆在一起，听他们说话。 长期的监狱生活，难友们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很快他们也发现了黄身上的细微变化，于是主动与黄靠近，想将他争取过来。 一次，黄巡房时，曾紫霞问他：“小黄，听口音你是川南人吧？” 黄：我是荣县人。 曾：我是内江白马庙人，算是小老乡了。 之后曾和黄拉起了家常，曾看黄是个上尉，问他是不是家里有钱有势有靠山，不料黄听后长叹一声，把自己的身世和家庭状况和盘托出，甚至提到他父亲去世时，连埋哪里都要去求地主，说着说着泪水涟涟。 曾、江姐等人对黄的遭遇深表同情，并决定策反他。此后，难友们都十分注意黄的言行，男牢、女牢的人都有意接近他，与他聊天，拉家常，让他进一步感觉到，他们不是敌人口中的洪水猛兽，也不是什么笼中之虎。 一番接触下来，初见成效，黄与难友们逐渐敞开心扉，可以坦诚聊天了。一天，他向曾、江二人诚恳地说： “我这个人不会捧上压下，也不想害人，干这个差事，只为混口饭吃，我在这里，也有可能随时被开除。” 曾便半开玩笑地对他说：“小黄，你本来是个好人，只是陷进这坏人窝，不过我们都认为，只要你肯，就可以转变成一个好人。” 江姐也趁机向他宣传起了共产党的宗旨，其他人也说，国民党是长久不了的，只要你现在少做坏事，多做好事，等到人民夺取江山后，还会奖励你。 经过一段时间的循循善诱，黄终于表示愿意为革命做一些工作，此后，他便在自己职权范围内给难友们一些方便。 比如，轮到他值日时，尽可能地延长放风时间，楼上楼下间可以相互递条子；在一次突击搜查时，一位难友的枕头下压着一张纸条，黄便趁同行看守不注意时，悄悄把纸条塞进自己口袋。 为了不引起怀疑，江姐还教他，当着其他看守们的面时，就尽量对难友们凶一点，要学会保护自己。 之后，黄便成了“两面派”，对着看守们时，故意对难友们摆出一副骂人的嘴脸，有时还出手打人；只他一人时，他便很友好地与难友们交流。 曾、江姐等人认为时机已成熟，可以让黄帮做一些事，试探一下他。 第一次，曾让黄带了一封信出去，交给市中心一家银行的刘姐，黄顺利完成了任务。为了感谢他，江姐还亲手给他织了一件毛线衣，此后他们之间有了更多的相互关照。 黄会把肉偷偷分给生病的难友；在过春节时，他刻意在大年初一值班，其他特务一走，他就把所有牢门都打开，宣布放假一天；还会利用自己的身份，千方百计地安排难友与亲人见面；他还给江姐带来儿子彭云的照片，江姐看到照片后，激动地热泪盈眶。 更为重要的是，他还参与了策动内部人员投诚的事，尽管此事因警卫连长忽然被调走没有弄成，但黄的表现是十分英勇的。 但在重庆解放前，黄的行为还是被发现了，1949年11月20日，在大屠杀开始前一周，黄被视为不可靠分子被遣散，告别了一年半的看守生活。 在离开时，他带出了最后一条消息，难友们在他离开时，扒在风门口默默地为他送行。 1951年镇反运动开始，黄被荣县公安收审，并判处死刑，在临刑时，他说，他与江竹筠、曾紫霞等人都有联系，在狱中为她们办过好多事，由此躲过死刑，但苦于找不到证人，还是被判了无期，后又得到减刑。 1964年，他刑满释放回到家，但直到1981年，才摘掉反革命的帽子。那年，他找到了曾紫霞，见面时，两位饱经沧桑的老人都开心地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