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广为啥执意三征高句丽？崇祯告诉了我们答案，隋炀帝千古名君！ 隋炀帝杨广执意三征高句丽的决策，绝非简单的穷兵黩武，而是交织着地缘政治、权力博弈与历史宿命的复杂选择。这一过程既折射出农耕文明对边疆威胁的本能反应，也暴露出理想主义帝王在现实执行中的致命缺陷，更与明末崇祯帝的困境形成耐人寻味的历史对照。 高句丽的存在对隋朝构成了双重威胁。其以辽东为根基，形成农业与渔猎结合的混合经济模式，建立起稳定的中央集权国家，兵力达30万之众。更关键的是，高句丽占据的辽东地区是中原王朝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天然屏障。汉武帝曾在此设四郡，隋文帝时期高句丽便多次侵扰辽西，甚至与突厥结盟，形成对隋朝的战略合围。隋炀帝北巡时，竟在突厥王庭发现高句丽使者，这种公然挑战宗主国权威的行为，彻底激化了矛盾。正如《隋书》所载，高句丽“兼契丹之党，虔刘海戍，习靺鞨之服，侵轶辽西”，其存在直接威胁隋朝东北边疆的安全与东亚朝贡体系的稳定。 杨广的决策还深植于隋朝内部权力斗争。他通过夺嫡上位，与关陇贵族集团矛盾尖锐。三征高句丽表面是对外战争，实则是削弱军功贵族、树立个人权威的政治手段。第一次出征时，他将军队编成24军，设“受降使”直接干预指挥，刻意剥夺将领自主权，正是为了打破关陇集团对军权的垄断。此外，杨广试图通过战争转移国内矛盾。隋文帝时期推行的“括户”政策虽增加了财政收入，却激化了官民矛盾。杨广继位后，连续启动营建东都、开凿运河等超级工程，民力消耗已达极限。此时发动对外战争，既能转移社会不满，又可借战争之名强化中央集权。 从战略层面看，杨广的决策并非完全错误。高句丽的威胁在唐高宗时期得到印证——其灭亡后，东北亚格局才真正稳定，唐朝得以建立“参天可汗道”，将影响力扩展至中亚。但杨广的问题在于，他将战略目标与个人野心捆绑，导致执行层面严重走形。第一次出征时，他为追求“出师之盛”，将百万大军排成绵延千里的阅兵式队形，结果被高句丽利用地形各个击破。更致命的是，他在战争中设置“受降使”，要求“高丽若降，即宜抚纳”，导致高句丽守军反复诈降拖延时间，隋军空耗三个月未能攻克辽东城。这种对“以德服人”的迷信，暴露了杨广军事才能的短板。 对比明末崇祯帝，杨广的困境更具典型性。崇祯面对后金与农民军的双重压力，选择“攘外必先安内”，最终因两线作战崩盘；而杨广则是“攘外过度，内溃先至”。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崇祯的失败是系统性腐败的结果，而杨广的失败则源于战略冒进与权力失衡的叠加效应。杨广试图以超越时代的雄才大略，在短短十余年内完成汉武帝、唐太宗数代人才能实现的目标。他修运河、开科举、征高句丽，每项举措都堪称“功在千秋”，但过于密集的高强度动员，最终压垮了隋朝的民力基础。正如皮日休所言：“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这种功过交织的复杂性，正是杨广被后世称为“千古名君”与“暴君”的矛盾根源。 杨广三征高句丽的失败，本质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激烈碰撞。他看到了高句丽的威胁，却低估了战争成本；他想重塑东亚秩序，却忽视了民力极限；他试图打破贵族垄断，却激化了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这种“战略正确，执行谬误”的困境，在崇祯等后世帝王身上反复上演，成为中国古代王朝循环的典型范式。 从更长的历史视角看，杨广的决策虽导致隋朝灭亡，却为唐朝的兴盛奠定了基础。唐高宗最终灭高句丽，正是得益于隋朝前期的军事铺垫；而大运河与科举制的存续，更深刻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法国历史学家格鲁塞曾评价：“杨广的统治时期是一个了不起的时期”，这种超越个人成败的历史评价，或许才是对这位争议帝王最公允的盖棺定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