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杨得志下乡看望老战友，却发现老战友生病却没钱治，地方干部见他生气，急忙解释：“他是特务，不治也罢，不管他！”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侯礼祥”于1912年诞生在湖北江陵的一个贫寒家庭，因父母早亡，年仅15岁的他只能外出闯荡，前往荆州谋求生计。 那时候他瘦弱矮小，找工作处处碰壁，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一个看似乞丐却透着不凡气质的人。 那人不仅给了他一个硬币让他买馒头，还给他介绍了一份在宾馆做引路人的活儿，慢慢相处下来，侯礼祥才发现，这家宾馆竟是共产党的秘密联络点，而那位“乞丐”便是中共的地下党员。 这个发现，如同在他心中点燃了革命的火种，直到1929年，怀着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侯礼祥毅然加入了红军。 投身革命后，侯礼祥在红一军团迅速成长，从普通班长一步步当上了团长，他作战异常勇猛，深得“彭绍辉”团长的赏识，也因此成为了一名正式的共产党员。 他与“杨得志”将军的缘分，也正是从那个时开始，作为侯礼祥的上级，杨得志特别看重他的聪明和细心，常把一些不容有失的重要任务交给他，侯礼祥总能办得漂漂亮亮。 在之后的战场上两人一同出生入死，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尤其是在惊心动魄的腊子口大战中，杨得志险些被子弹击中心脏，身负重伤。 侯礼祥硬是冒着枪林弹雨，把杨得志拖到了安全地带，从那一刻起，这份超越生死的战友情，便在他们心中扎下了根。 然而，命运的转折却悄然来临，侯礼祥参军那会儿，征兵现场乱糟糟的，负责登记的同志耳朵一岔，把“侯礼祥”记成了“李祥”。 他当时也没太在意，心想小名也叫礼祥，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到了1939年，在一次战斗中，侯礼祥的右大腿骨被打成重伤，险些残废。 杨得志知道后，还特地去医院看他，叮嘱他好好养伤，伤好后，组织考虑到他腿脚不便，不适合再随部队长途征战。 于是，便交给他一项极为重要的秘密任务，回老家江陵开展地下工作，伪装成伪保长，负责窃取国民党的重要情报。 可后来，党组织遭到敌人破坏，与他单线联系的同志也不得不撤离，侯礼祥就此与组织彻底断了线，成了一支孤军。 他曾经拥有的证明身份的徽章和荣誉，也在那段艰难岁月里被人偷走，这让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清剿国民党残余势力时，侯礼祥因为当过“伪保长”被列为怀疑对象，虽然最终查无实据，证明他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而获释，但他的红军身份却再也没人相信。 他的生活也因此陷入极端贫困，只能一个人住在四处漏风的茅草屋里，病痛缠身却没钱医治，无人问津。 到了1955年，杨得志被授予上将军衔，成为共和国的军事栋梁，尽管身居高位，杨得志却从未忘记侯礼祥这位生死与共的老战友。 其实早在1971年，侯礼祥曾千里迢迢去济南找过他求助，杨得志当时就写了一封信，让他去找武汉军区的“曾思玉”司令员解决困难。 可谁知那封信被当地人给撕了，侯礼祥从此杳无音信，这也成了杨得志的一块心病。 直至1973年，杨得志调任武汉军区司令员，甫一上任，他要做的首件事，便是决定亲赴江陵县探望侯礼祥。 当他亲眼看到侯礼祥瘦弱地躺在满是药味的破败土屋中时，心如刀绞，他强压怒火，转身质问随行的干部，得到的却是那句冰冷的回答：“他是特务，不治也罢，不管他！” 杨得志一听，气得差点当场骂出来，他一拍桌子，怒不可遏地驳斥道：“侯礼祥是我带过的兵，绝对不会出现问题！” 当杨得志问起两年前他写给曾司令的那封信时，侯礼祥只是叹了口气，说去了武汉没找到人，信也被乡里人撕了，说他是冒牌的。 这一幕幕，让杨得志心头的怒火越烧越旺，他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为老战友讨回公道。 咽不下这口气的杨得志，当即联系了老战友“杨勇，”两位将军共同推动，迅速成立了调查组，他们翻阅了堆积如山的老档案，走访了当年与侯礼祥一同战斗过的老兵。 终于一点点揭开了真相，当年征兵时，因为环境嘈杂，侯礼祥的名字确实被误记成了“李祥”，真相大白后，地方政府老老实实地向侯礼祥郑重道歉，承认并恢复了他老红军的身份。 从1973年起，侯礼祥每月能领到40元的补贴，后来还慢慢增加了，医疗方面也得到了全面保障，他的病情因此好转了不少。 侯礼祥拉着杨得志的手，泪水止不住地流，他颤抖着说，被冤枉了十几年，总算清白了，杨得志拍拍他的肩膀，安慰道，组织不会忘记他的功劳，让他安心养病。 直到1995年，侯礼祥因病去世，享年83岁，杨得志将军也特地让人送去了花圈，深切悼念这位曾经的战友。 他们的故事不应被尘封或遗忘，而应该永远成为激励我们、传承革命精神的宝贵财富。 【信源】（信息来源：江陵县档案馆2018.12.17失踪的红军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