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一个晚上，北平八道湾家中，周作人被捕，面对持枪者，他平静地说：“我是读书人，用不着这样。”
这看似从容的姿态，实则暗藏着几分勉强。 片刻之后，他便声称来人“顺手牵羊”了他的两件珍藏：一枚寿山石印章和一块摩凡陀手表，并估算总值约为800元。彼时他已身陷囹圄，被列入“贰臣传乙编”，他的控诉自然无人理会，更无人相信。 秋夜的北平，八道湾的巷弄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周作人正伏案写字，昏黄的油灯映照着他略显疲惫的面容，案旁堆放着书籍和一只陪伴他多年的紫砂茶具。他知道局势已变，日本投降，国民党特务四处搜捕，百姓们都在期盼着清算旧账。他家的大门却敞开着，仿佛一切如常。 名声显赫也无法免于突如其来的搜捕。数名身影悄无声息地闯入院落，带来一阵寒意。周作人先是一怔，看到枪支后，并未表现出惊慌失措，而是不紧不慢地站起身，语气平静地重复了那句话。 这番话语，多少缓解了剑拔弩张的气氛，甚至带有一丝黑色幽默。 表面上的镇定难以掩盖内心的不安。
周作人衣冠楚楚，颇具书卷气，可他脸上的表情却泄露了他内心的忐忑。他的一生精于世故，将学识、修养、风度悉数展现，然而此刻，所谓的“风度”不过是他强撑的伪装。 日伪时期，他选择留任，此后舆论的浪潮便从未停止过。街坊邻里都称他为“贰臣”，北平文人的清誉早已荡然无存，周家的人际关系也日渐疏远，谁还会在乎他是否为一代文豪？ 短暂的平静之后，周作人话锋一转，开始清点自己的“损失”。他语气中带着一丝委屈和无奈，显然对被“拿走”的印章和手表耿耿于怀。 在那样的乱世之中，又有谁会关心他丢失了什么呢？他却固执地要算清这笔账。 这令人不禁深思，在面临生死存亡之际，他最先想到的竟是自己的珍藏。这看似是自我保护的本能，也反映出他内心的不安。
周作人并非没有底气，他拥有文化、见识和声望。但命运弄人，他却沦落到如此境地，唯一想守护的，竟然只是这两件“值钱的物件”。 这与历代落魄文人的境遇何其相似：大势已去，却仍在算计个人得失。 他的控诉，又会有谁理会呢？ “贰臣传乙编”早已将他钉在了耻辱柱上，流言蜚语如潮水般涌来，亲朋好友也避之不及。 没有人会相信他的话，没有人会帮他讨回那800元。 这令人不胜唏嘘。周作人内心究竟是怎样的感受？是愤怒，是无奈，还是委屈？ 他的一生跌宕起伏，比任何小说都精彩。他曾与鲁迅并肩闯荡文坛，兄弟反目，却又无人能否认他的才华。 他曾执教北大，成为一代文化名流。
世事变迁，“读书人”的标签变成了“留用人员”，日本人一走，他就成了过街老鼠。 有人说他是被逼无奈，也有人说他聪明反被聪明误。 直到被捕的那一刻，他所说的“我是读书人”，或许是他最后的尊严。 但尊严能护他周全吗？ 入狱、审判、“汉奸”的罪名、铺天盖地的谩骂、亲友的疏远……
最终，他被判处十年监禁，有人认为判得太重，有人认为判得太轻，只有他自己才能体会到“成也名气，败也名气”的滋味。 出狱后，他默默无闻，靠翻译和整理旧书为生。 人们不再称他为学者大家，而只是说“那个上了‘贰臣传’的人”。 周作人的错在哪里？ 或许，一半是时代的悲剧，一半是他个人的选择。 人生如戏，结局早已注定，又有谁能预料到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