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一个新四军参谋带着2个伤员打游击，3人总共才1条枪，不料短短4年，这个参谋就把队伍壮大了百倍，4年时间就扩充了800余人！ 皖南事变刚过，新四军参谋刘奎带着两个伤员躲进泾县茂林镇附近的山洞。李建春腹部的弹片还没取出来，黄诚右腿的伤口化脓严重。三人清点家当时都沉默了——一支汉阳造步枪，两发子弹，三颗土制手榴弹。 “枪膛里还有锈，这玩意能打响吗？”黄诚拿着那支步枪翻来覆去地看。刘奎接过枪，用衣角仔细擦拭着枪管：“能响就行，总比空手强。”这个细节后来被黄诚写进日记，成为沿江支队建军史的起点。 没有补给，没有援军，三个人就这样开始了游击生涯。白天他们分散在山里观察敌情，晚上聚在一起分析情报。刘奎发现庙首镇伪乡公所只有四个哨兵，而且换岗时间固定在凌晨两点。 1941年3月的一个雨夜，他们行动了。李建春挑着柴火接近岗亭，装作避雨的样子。哨兵刚探出头，刘奎从侧面扑上去，一把卡住对方脖子。黄诚负责警戒，整个过程不到三分钟。缴获了一支三八式步枪和二十发子弹后，刘奎在岗亭墙上留了张纸条：“新四军独立团到此一游”。 第二天，伪乡长带人去县城搬救兵，说山里来了一个团的新四军。这个消息传开后，附近几个据点的伪军都不敢单独外出。刘奎他们趁机在各村活动，渐渐有了名声。 樵山岭是芜湖到泾县的必经之路，1942年秋天，刘奎得到情报说有支日军运输队要经过。他们提前两天到现场勘察，发现有段路特别窄，雨后容易陷车。 那天下午，六辆军车果然陷在泥里。刘奎让李建春和黄诚在山坡上点燃松枝，制造大部队的假象。自己则带着新加入的五个农民，一边喊着冲锋号令，一边朝天开枪。日军小队长慌了神，命令部队弃车撤退。 等敌人走远，他们才发现车上装的是崭新的三八式步枪。李建春数了三遍：“三十八支枪，两千发子弹，还有十箱罐头！”这批武器让游击队一下子扩充到四十多人。 1943年春天，队伍在新屋坑村遭遇扫荡。刘奎断后时左腿中弹，被村民汪大娘救下。她把刘奎藏在自家红薯窖里，每天冒险送饭送药。伤口发炎厉害，汪大娘拿出祖传的蛇药粉敷上，又把家里仅有的半斤红糖化成水给他喝。 “那时候半斤红糖能换十斤大米。”刘奎后来回忆说，汪大娘的儿子在外地做生意，专门托人带回来准备给她补身体的。老人却说：“你们打鬼子，比我这把老骨头重要。” 养伤期间，刘奎教村里的年轻人认字，讲抗战的道理。等他能下地走路时，有十几个小伙子要跟他走。汪大娘给每人做了双布鞋，鞋底纳得特别厚实。 队伍越来越大，武器却总不够用。1944年攻打三里店据点时，新兵们只能扛着扁担和铁锹跟在后面。谁知道这个场面把守军吓坏了，他们远远看去以为是大部队，机枪手打了几梭子就跑了。 战斗结束后，缴获的武器终于能让每个战士都有枪了。黄诚这时已经学会使用迫击炮，他把缴获的日式掷弹筒改装后，能打三百米远。在后来的战斗中，他创下三发炮弹炸塌碉堡的纪录。 日军的情报系统一直搞不清楚游击队的真实实力。皖南警备司令柴田卯一在给上级的报告中写道：“该部装备精良，作战勇猛，疑似获得外部支援。”其实那时候刘奎他们用的步枪，不少枪托都是用铁丝绑着的。 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当年的三人游击队已经发展成八百多人的沿江支队。整编时统计，全支队有步枪六百多支，轻机枪十八挺，还有一个炮兵排。从山洞里的三个伤员到正规部队，他们走了整整四年。 多年后，刘奎的警卫员回忆，老首长最爱讲的一个细节是：当年在汪大娘家养伤时，墙上挂着一块写着“精忠报国”的匾额，那是汪家祖上参加太平军时留下的。老人指着匾额说：“你们是为老百姓打仗的队伍，我信得过。” 如今去芜湖的新四军纪念馆，能看到当年的一些老物件。那支打了无数仗的汉阳造步枪，枪托上的裂缝用铁丝缠了一圈又一圈。旁边的展柜里，放着一双鞋底快磨穿的布鞋，那是汪大娘做的。讲解员说，这双鞋刘奎一直舍不得扔，直到解放后才捐给纪念馆。 信息来源： 解放军出版社《新四军战史》 安徽省档案馆藏《皖南游击战争档案汇编》（2011年解密） 央视新闻客户端《国家记忆》栏目（2021年6月10日发布）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史人物：刘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