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氏哭着跪在衙门口，手上是被撕烂的门帘和抓破的皮肉，她说，半夜有人闯进屋，把她按在床上。她喊了，打了，可那人还是得逞了，她一个寡妇，没人撑腰，只能跑来报官。可衙役看她上了年纪，穿着破旧，直接摇头：“你这样子谁稀罕碰你？”有人在旁边起哄，说她是在做戏。 知县坐在堂上，听了一圈，翻了翻案本，最后写了四个字“证据不足”。 张氏原以为报案能讨个公道，没想到，不但案子没立，还被责了四十板，说她诬告别人，她爬出县衙那天，嘴角还在流血。 像这样的案子，在清代并不少见。山西泽州这宗案子收录在《清代刑部档案选编》里，卷宗很薄，原因很简单，没往下查。 因为那时候对“强奸”这事，门槛太高，一个女人如果想要告一个男人“强奸”，要拿出三样东西：一是三天之内就得报官；二是有明显外伤，比如牙印、抓痕、破体；三是有“反抗”行为，比如喊叫、咬舌、撞墙。哪样差了，哪怕是真被强了，也定不下来罪。 有意思的是，古代律法并不是没有对强奸下过重手，像《唐律疏议》就写得很清楚：强奸妇女者，处以绞刑，如果女方因此死去，罪加一等，凌迟处死。 但问题是，这套律法在实际操作上，难度极大，因为查案的不是独立的警察，而是由地方官主导，而这些官往往更信“名声”“节操”那一套。 女的只要有过婚史，或者和那男的认识，案子就容易被推成“通奸”处理。 明代苏州就有这么一宗案子，一个姓王的女仆被主家少爷锁在柴房里，事后她找主母哭诉，主母先让她写悔过书，说“一个仆人，怎敢勾引主人”。 等闹到官府，县官查了一圈，判决是“女仆有引诱之嫌，主家少爷误以为从”，女仆被打了六十大板，赶出苏州，记录上是“通奸案”，这个案子载于《明实录》，还有案卷记录。 但更多的女性，连说的勇气都没有，在乡下，哪家女儿出了这种事，就算真是被害，也会被当成“丢脸货”。 嘉庆年间，河南有个田姓姑娘，被本家叔叔在灶房里动手动脚，她哭着告诉母亲，结果第二天，她妈拿火烧了她那件破衣服，关了门，一句话不让她讲。 隔了几天，她被急急忙忙嫁给邻村一个鳏夫，娘家人说是“早订的亲事”，但村里人都知道，那男的原本是个断了亲事的瘸子，没人愿嫁给他。 这不是一个人一个村的问题，那时候的乡规民约，压根不给女人说话的地方。 族谱上写得清楚：“女若有奸污之名，不准立碑入祠。”意思就是，一旦被人说“被奸”，哪怕没做错，也成了耻辱，娘家都不能替她撑腰。 很多人选择“闷声吞下去”，不是因为她们软弱，是她们知道，一说出口，名声一塌糊涂，谁也帮不上她。 抗战时期，这样的事也有记录，1943年，山东德州有个叫王氏的寡妇，在村里干活，被村支书叫去帮忙搬东西。 那人借着酒劲把她压倒了，事后她去找支书母亲理论，结果被打了一顿，她弟弟带她去报案，可当时是伪政权，地方法院根本不收这类案。 过了几个月，王氏“失踪”了，村里人说是改嫁外村，其实她弟弟找到她尸骨，是埋在村西荒地，那案子后来被归成“失踪纠纷”，结案了。 这不是孤例，《山东乡土司法档案》里记录过不少“失踪案”，案卷上大多写着“未查明”、“可能通逃”、“改嫁外村”，但底下的人都知道，这些女的不是失踪，是被害了。 问题是没有人追查，没有制度支持，连尸体都没地方放，哪有说法？ 清代还有个案例，一查更让人后背发冷，河南某地，有三位女子被指“私奔”，被本地一位乡绅关在祠堂里整整五年。 五年里，她们不给放风，不给出门，人没了，才埋在后山。这事还是知府换届时偶然在日记里写了一笔：“祠后发现三女白骨，已下葬，乡绅拒见。”就这样，一句“拒见”，案子没了。 有些人说古代没有强奸案，是因为风气好，男人规矩，其实不对，那年代，律法越严，女人越说不出话来，不是没发生，是没人敢说。 很多时候，受害人连受害的资格都没有，没有录音、没有录像、没有验伤报告，有的只是女的哭、男的咬定“她愿意”，告不成，女的还得再挨顿板子。谁还敢告？ 所以你翻《清代刑部档案》，会发现一件怪事：通奸案比强奸案多。按理说，强奸是犯罪，通奸是私德，怎么“自愿”干的事反而多？答案其实很清楚。 那些真正被强的、想报案的，最后案子都成了“通奸”，只因为“告不成”。所以看表面数字，觉得古代风气好，其实底下藏了多少沉默，多少咬牙切齿的“忍下去”，根本数不清。 真正的平静，不是没波澜，是水太深，没人敢往下看。 参考资料： 王则柯：《古代中国性犯罪研究》，法律出版社，2014年 《清代刑部档案选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1989年 《山东乡土司法档案（1937—1949）》，山东省档案馆，2010年 《明实录》整理本，中华书局，201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