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 年，台湾一名女地下党在宿舍被捕，临走前祈求道：“我一个女人家，总得让我换身衣服吧，” 敌人略加思索后点头，随后，她从阳台取下一件旗袍，殊不知那是她的情报信号。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藏青色的旗袍静静地躺在玻璃展柜里，褶皱处隐约还能看到缝线的痕迹，许多人走过它，却未必知道它曾在风中飘荡过一个信号，它的主人叫萧明华，一位曾在台北讲授《古文观止》的女教师，也是一位将生命交给信仰的地下工作者。 萧明华出生于1922年，浙江嘉兴人，自小聪慧，家境虽谈不上富裕，但她的父亲是一位有文化的手工业者，母亲操持家务，家教甚严，她从小就习惯忍让、吃苦，也明白生活的不易，1937年，抗战爆发，年仅十五岁的她随家人南迁，辗转来到重庆，那个年代的重庆，是战时陪都，既有文化人的聚集，也有流亡者的嘈杂，她在国立女子师范学校读书，一边照顾弟妹，一边努力学习。 重庆的岁月，是她性格沉淀的关键阶段，她在那里遇见了朱芳春——一位性格沉稳、知识渊博的青年教师，朱芳春在课堂之外，是一名中共地下党人，长期从事秘密工作，他的思想与行为深深影响了萧明华，那时她开始接触一些进步刊物，也参与过学生组织的宣传活动，但真正的转变，是抗战胜利之后。 1946年，萧明华考入北平师范大学继续深造，这座城市的空气里混杂着动荡与希望，她开始更加频繁地接触进步思想，参与学运，理解到国家的问题不止是战争，还有制度的不公、人民的苦难，也就在这时，她再次遇见朱芳春，两人逐渐建立起信任和默契，在组织的认可下，1947年底萧明华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地下工作者。 组织发现她心思缜密、处事冷静，又有较强的文化修养，便委派她前往台湾开展情报工作，1948年春，她以“赴台任教”为名，来到台湾省立师范学院任国文助教，她的公开身份是一位讲授古典文学的年轻教师，沉静、温和、不爱张扬，在同事和学生眼中，她不过是一个热爱教学的外乡姑娘。 可在真实的生活中，她的每一个动作都藏着意义，她会在讲义中穿插来自大陆的新闻摘要，用特殊符号标注关键段落；她时常以家访为由外出，实则绘制军事设施周边地图；她甚至将重要的情报缝进衣物内衬，送往联络点，再转交香港的中转站，这一切行事都悄无声息，却至关重要，她的工作为大陆掌握台湾军政部署、筹备解放行动提供了关键信息。 她最常穿的一件旗袍，是藏青色的，布料不起眼，样式也极为简朴，但这件旗袍的摆放位置、折叠方式、盘扣的松紧，都是预设的暗号，阳台上如果挂着旗袍，说明联络点安全；如果旗袍不见，则意味着“危险，撤离”，她和同志之间通过这些极为生活化的细节进行信息传递，她懂得在敌人眼皮下隐藏一切，哪怕一个晾衣夹掉落的方向，也能成为提醒。 1950年初，台湾局势骤变，随着解放大战节节胜利，国民党政权节节败退，蒋介石逃往台湾后开始大肆清查共产党地下组织，白色恐怖如同浓雾一样，笼罩全岛，那段时间，台北街头时常出现陌生面孔，有人假扮商贩，有人跟踪出入人员，萧明华很快察觉到周围环境的变化，她的反侦察意识极强，但她没有选择撤离，而是坚持完成最后一批情报的整理与传送。 2月初，她的三哥萧明柱带着家人来宿舍为她庆生，那天晚上，兄弟姐妹围坐一桌，孩子们在屋里追逐打闹，仿佛回到了嘉兴的老家，可她的眼神里藏着不同寻常的警觉，一位陌生男子敲门，自称找朱芳春，她没有表现出慌乱，只冷静地应对，等客人离开后，她让朱芳春立刻离开，并低声叮嘱家人不要再回宿舍，那一刻，她心里已经明白，危险即将降临。 两天后深夜，特务破门而入，她正在整理行李，看到他们进来，仍然保持平静，她请求更换一套衣服，走向阳台，取下了那件藏青旗袍，这一动作，是给同志们最后的信号，她知道，自己大概率是走不出这道门了，可她必须让别人活下去，竹竿空了，就意味着“我已暴露，立即转移”。 被捕后，她被关押在台北青岛东路的看守所，敌人对她进行了长达数月的严刑拷打，从电击、吊打，到剥夺睡眠、灌辣椒水，几乎没有间断，她的身上布满伤痕，脚底被烫得焦黑，却始终咬牙不语，她一再重复自己的公开身份：“我是教书的，”甚至在审讯间隙背诵《正气歌》，一次特务拿着报纸吼她：“你们让我们丢了海南！”她看着报上红旗飘扬的照片，嘴角竟然露出一丝笑意。 她没有供出任何人，没有暴露任何联络点，三百个日夜，她用沉默守护了整个情报网络，1950年11月8日清晨，她被押往马场町刑场，途中她整理好头发，穿上那件被洗净的藏青旗袍，走到沙地边，她突然停下脚步，抬头看向西北方向，用家乡话轻声说了句什么，随后，她被枪决，年仅28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