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梅贻琦不顾学生们的苦苦挽留，毅然南渡，临走前，他说道:“我若留在大陆，就保护不了清华基金了。”5年后，梅贻琦儿子梅祖彦独自回国，而梅贻琦则前往海峡对岸创办新竹清华大学。 1949年12月，北平解放前夕，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师生挽留声中登上南下的飞机。 临行前，他对同事解释：“清华基金需教育部和校长联合签署才能动用，我必须走。” 这一决定让他成为唯一同时执掌北京与新竹两所清华的校长，而背后的故事远非一句“保护基金”所能概括。 1931年梅贻琦就任清华校长时，该校虽有名气却无学术地位，他在就职演讲中直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为此他力排众议聘无文凭的陈寅恪为导师，将初中学历的华罗庚从资料员破格提拔为教授，三次破格送其赴英留学。 到1937年，清华已聚集朱自清、闻一多、叶企孙等学者，设5学院26个系，师生2400余人，跻身国际知名学府。 抗战爆发后，清华、北大、南开南迁组建西南联大，北大校长蒋梦麟称梅贻琦如“骆驼”，因其在日军轰炸中负重前行：他住漏雨民房，夫人韩咏华为维持生计，化名卖“定胜糕”致脚部感染；空袭时他穿灰色长袍与学生同躲坟山，被路人推倒也不争执。 尽管手握清华庚款基金，他却将政府补助全数发给师生，四个子女未取分文。 1948年梅贻琦赴美保管清华基金，每月仅支薪300美元，住无卧室公寓，被误认为“守财奴”，1955年他携这笔资金在台湾新竹筹建原子科学研究所（今台湾清华大学），建成亚洲首座原子炉，却坚持不改校名：“真正的清华在北京。” 1962年病逝时，家人无力办丧，遗物中的账本却显示：17年间经手基金每一笔都清晰可查。 梅贻琦的“寡言”并非无为，他提出“从游论”，认为师生应如“大鱼前导，小鱼尾随”，通过濡染而非说教育人。 他规定体育不及格者不得毕业，因“体育的目标是培养团体精神与健全人格”，面对政治纷争，他在日记中写道：“学术自由需兼容并包，左派右派皆可自由探讨。” 这种坚守使西南联大八年培养出2名诺奖得主、8位“两弹一星”元勋和172位院士。 如今北京清华的“梅园”与新竹清华的梅贻琦墓隔海相望，共享“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这位用一生诠释“行胜于言”的校长，留下的不仅是两所名校，更是一种超越时代的治学精神，大师为重，学生为本，清白为界。 （本文信源：清华大学校史馆、光明网、《人民政协报》等公开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