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北京西山，门铃突然响了，于立群刚打开门，愣住了，门口站着一个五十多岁的日本女人，穿得不多，神情紧绷，身后还带着五个孩子，她只说了三个字：“郭沫若。”屋里的郭沫若听见动静快步出来，一眼看见门口的人，整个人像被钉住，呆站在那里，半天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这个女人叫佐藤富子，是郭沫若在日本留学时的“旧人”，说是情人，不如说是事实上的妻子。 1914年，郭沫若去了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院留学，那时的他，白衣黑帽，话不多，刚从“家国命运”里挣脱出来，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 一次去横滨旅行时，他在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了佐藤，那时佐藤刚过二十岁，家里是开布店的，懂中文，脾气直爽。 两人来往没多久，就住到了一起，没有登记，没有婚书，但日子过得像真正夫妻。 佐藤会做饭，郭沫若喜欢写诗，两人租住在福冈的一处老民宅，常常一起骑车去海边看潮水。 时间久了，他们生下了第一个孩子，那时候的郭沫若已经写出《女神》，在文学圈小有名气，但依旧不打算回国，一直说要“搞清楚自己的方向”。 后来，国事日紧，留日中国学生中掀起了回国参与社会变革的热潮，郭沫若也受到影响，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开始频繁参加社团活动，渐渐与佐藤疏远。 到1921年，他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突然回国，临走前只写了一封信放在桌上，没有告别。 佐藤在家等了三天，直到房东告诉她郭已经退房，才反应过来，她没哭，也没闹，只是把孩子抱到怀里，从此再没联系上他。 她去找过中国使馆、学校，甚至写信去各大报馆，都没有结果，孩子一个接一个出生，她一个人扛下来。 靠在街头卖布、洗衣服为生，熬到抗战结束，她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谁知道命运又把她推回了他面前。 1948年，她带着五个孩子来到中国，有人说她是坐船来的，有人说她辗转东北再入京，总之到了北京西山，找到郭沫若的住处。 那个年头，外面正是混乱局面，她一日本人敢这样敲门，已经是胆大包天，她不怕别人怎么想，只想问他一句话：“你认不认这些孩子？” 郭沫若看着她，沉默了，他身边的于立群，起初还以为是哪位熟人来访，听到她报出“郭沫若”三个字时愣了一下，再看丈夫那脸色，已经猜到几分。 屋内安静得可怕，佐藤没哭，也没指责，站得笔直，说话很生硬，就像她学来的中文，词不达意，却带着刀锋：“这是你儿子、这是你女儿，你看得出来吗？” 孩子们都不大，最大的十四岁，最小的才五六岁，一个个站在门口，穿着旧衣服，有的鞋都破了，脸冻得通红，也不说话，就盯着郭沫若看。 郭沫若低下头，长叹一声，他是个读书人，这种场面他见得少，说不出话，他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只让他们先进屋，那天，家里临时腾出一间客房，安排他们住下。 几天后，有朋友来看郭沫若，说到这事，他叹口气说：“人是我年轻时的朋友，孩子也是我的血脉。”只是时间已经变了。 他已经是名人，是政府要员，有家有室，无法再回到过去，处理这件事，他既不能太冷，也不能太热。 于立群很快冷静下来，没有为难佐藤，她本身脾气刚强，也不闹，只是每天安静做饭、照顾孩子，也不多说一句话。 住了一段时间后，郭安排他们搬到市区的一个住所，后来，有几名孩子留在中国生活，有的被安排入学，也有资料显示，最小的孩子后来在北京某机关工作。 外界一直对这段历史有争议，有人说郭沫若负心，有人说佐藤太倔，但事实就是，那个冬天，这名女人带着五个混血孩子出现在北京，揭开了郭沫若不愿触碰的一段过往。 郭沫若后来极少再提起她，只在某些手稿中提到“我在异国曾有一段感情，遗憾未竟始终”，于立群也从未公开表态，只是对外说：“那位女士后来回日本去了，孩子们留了一部分。” 这件事过去几十年后，一名曾与郭沫若共事的老编辑在回忆录中写道：“郭先生对待家人很传统，很多事都压在心里，他不说，不代表他不痛。” 这不是戏剧，也没有结局，只有一段被搁浅多年的往事，在那个冬天，被敲门声硬生生拽了回来。 参考资料： 《郭沫若年谱长编（1892—1978）》，中华书局，200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