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定太平天国后，军阀割据，清廷还能收回权力？ 平定太平天国后，清廷看似重建了全国统治，实则已埋下权力碎片化的隐患，中央权威的恢复始终停留在表面，未能真正逆转地方实力派坐大的趋势。 太平天国运动中，八旗、绿营不堪一击，清廷不得不允许地方督抚自筹军费、编练武装，湘军、淮军、楚军等汉族地主武装崛起为核心军事力量。这些军队“兵为将有”，粮饷依赖地方厘金，形成了“督抚专政”的雏形。1864年天京陷落时，曾国藩拥兵30万，掌握东南半壁财政，但他主动裁撤湘军，看似彰显忠君之心，实则是清廷以两江总督空缺、淮军制衡等手段迫使他做出妥协。这一事件本质上是中央与地方的短暂平衡，而非权力回收的胜利——李鸿章的淮军、张之洞的湖北新军等此后继续扩张，成为地方实力派的新支柱。 清廷尝试通过人事调整和制度改革收权。慈禧太后利用湘淮派系矛盾，提拔非湘淮系官员如沈葆桢、张之洞，分任两江、湖广总督，削弱单一集团垄断；设立总理衙门、江南制造总局等机构，试图将外交、军事工业收归中央，但总理衙门受制于列强，江南制造局的管理权仍在地方督抚手中。1884年中法战争后，清廷设立海军衙门，名义上统一海军指挥，实则北洋水师归李鸿章、南洋水师归沈葆桢，形成“分洋而治”的局面。财政上，清廷虽在1869年推行“统筹饷需”，要求地方解款，但厘金收入的60%仍由各省截留，中央财政直至甲午战前仍依赖地方“协饷”，本质上是“分权体制下的有限集权”。 真正导致清廷无法收回权力的关键，在于地方势力的根基已深植经济、军事、人事领域。太平天国后，各省督抚自行任命州县官、掌控厘金局，形成“地方财政-地方军队-地方官僚”的闭环。1900年“东南互保”事件中，刘坤一、张之洞等公然抗命，与列强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标志着地方实力派已具备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实力。即便清廷在新政中推行“预备立宪”，试图通过设立资政院、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收权，但各省谘议局被地方士绅控制，反而成为反对中央的阵地。袁世凯的北洋集团更是通过编练新军、掌控铁路矿权，形成“兵为将有、财为己用”的割据态势，连清廷设立的陆军部都无法调动北洋六镇。 从历史逻辑看，清廷的权力回收是一场充满矛盾的自救：既依赖汉族地主武装平定叛乱，又忌惮其坐大；既需要地方财政支持，又缺乏整合全国资源的制度能力。太平天国后的数十年，与其说是“中央集权的恢复”，不如说是“皇权符号下的地方共治”。当辛亥革命枪声响起，各省纷纷独立，正是这种“外重内轻”格局的必然结局——清廷早已在权力博弈中失去了真正的掌控力，维系其统治的不过是地方实力派尚未完全撕破的“忠君”面纱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