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冀察纵队政委刘道生发现，司令员郭天民瞒着军区首长聂荣臻，将一万多本该复员的老兵，悄悄的留下了。 “双十协定”签订后，晋察冀军区为响应 “和平民主新阶段” 的指示，大刀阔斧地展开裁军行动，第一期便削减了三分之一的兵力，十万指战员脱下军装复员。 然而，时任冀察纵队司令员的郭天民，却背着军区首长聂荣臻等人，违抗起命令来。 郭天民是湖北红安人，21岁时考入了黄埔六期，在校期间秘密入党，毕业后参与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郭天民来到江西苏区，加入了红军，凭借出色的军事才能和无畏的战斗精神，在红军中崭露头角，担任过红军独立师长、江西军区参谋长等职务。 抗战中，郭天民先后担任军委作战局局长、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第2军分区司令员等职务，指挥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挫败日伪军多次 “扫荡” 和 “蚕食”，巩固并发展了抗日根据地。 1944年，郭天民担任冀察军区司令员，在晋察冀军区春夏季攻势作战中，指挥所部先后实施察南、平北、察北战役，收复大片土地。 1945年8月，郭天民率部解放了张家口，缴获了日军储备的大批战略物资，活捉伪蒙疆副主席于品卿和伪张家口市市长韩广森等人，一战成名，让在重庆的蒋介石都感到震惊。 抗战胜利，“双十协定”签订后，不少指挥员有了“马放南山”的松懈感，但长期的战斗经验让郭天民敏锐地察觉到，所谓“和平”，都是国民党的幌子，国军正借此加紧准备，随时会对解放区发起进犯。 郭天民认为，此时大量裁减兵员，一旦大战爆发，部队将面临兵力不足的困境，打起来必然吃亏。 于是，郭天民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只将老弱病残复员，而对于那些有作战能力的老兵，一个也不裁，并且还要按原编制把部队补充满员。这样一来，郭天民所率领的冀察二纵队实力大大超出了晋察冀军区规定的兵员数目。 从军事战略角度剖析，郭天民的决策具有极强的前瞻性。一支军队的战斗力核心在于老兵，他们经过长期战斗洗礼，拥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和熟练的战斗技能，能够在战场上发挥稳定军心、传授战术的关键作用。保留老兵，实际上就是在保留部队的战斗根基。 可留下的不是几百、几千，而是一万多老兵，给养成了棘手难题。 按照军区规定，超编人员无法从正规渠道获取物资。郭天民与政委刘道生商议后，决定冒着犯错误的风险，从地方寻找解决办法。 刘道生在地方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他负责筹集给养，以维持这 1 万多名老兵的生活和训练。 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分析，这种做法虽然冒险，但也是无奈之举。冀察地区刚刚经历抗战胜利，经济尚未完全恢复，物资供应本就紧张。刘道生能够成功筹集到给养，一方面得益于他深入基层、动员群众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地群众对解放军的支持。 这也侧面体现出郭天民与刘道生之间的紧密配合，军事主官负责作战指挥，政治主官保障后勤供应，二者缺一不可。 但秘密终究难以长久隐瞒。晋察冀军区政委聂荣臻在工作检查中，发现冀察纵队兵力异常，深入调查后得知了郭天民私留老兵的事。 在组织纪律层面，郭天民的行为无疑违反了规定，军区内部争议不断，甚至有人主张严厉处分。 面对质疑，郭天民沉默不语，刘道生则挺身而出，向聂荣臻详细分析当前局势，强调保留老兵对部队战斗力的重要性，以及他们为筹集给养付出的艰辛努力。 聂荣臻经过深思熟虑，最终选择理解和支持他们的做法。 很快，事实便证明了郭天民决策的正确性。 在后来的张家口保卫战中，晋察冀野战军遭遇国民党军猛烈进攻。郭天民率领保留了大量老兵的冀察纵队，在东线怀来防线以4个团的兵力，顽强抗击国民党2个军的轮番进攻，坚守14天，歼敌万余人。 郭天民私藏万余老兵的故事，是特定历史时期将领灵活决策、上级领导知人善用的典范，为后人研究军事决策与历史发展提供了珍贵的样本。 1955年，在大授衔中，郭天民被授予上将军衔，并成为三枚勋章（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的获得者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