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贵德县公安人员疑惑地看着眼前的老红军，不明白她为啥要去偷生产队的东西。老红军理了理头发：“为了100多娃娃活命！”
这话让在场的民警愣住了。
眼前这个满脸风霜的女人，袖口磨得发亮，手掌布满老茧，怎么看都不像会伸手的人。
可她承认得干脆，眼里没有丝毫慌乱，只有一种豁出去的坦然。
没人知道，这个叫蒲秀英的女人，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把生死抛过脑后。
当年，她和哥哥蒲定忠一起参加了革命，跟着部队从四川来到了河西走廊。
1937年，寒风卷着沙砾打在脸上就像刀割似的疼。
时任西路军妇女独立团二连指导员的蒲秀英，在山丹战斗中被马家军俘虏。
腰间那条磨得发亮的牛皮腰带，成了敌人眼里的“罪证”。
“这婆娘肯定是个官！”
敌兵把她拖进大牢，手铐脚镣锁得死死的，还特意在头上扣了个铁丝罩子。
每天的刑讯成了例行公事，皮鞭蘸着盐水抽下来，血珠子溅在墙上，很快又结成黑痂。
“说！你在红军里是干什么的？红军俘虏中都有谁是当官的？”
敌军官的马靴踩在长凳上，唾沫星子四溅。
蒲秀英抬起头，嘴角挂着血沫，狠狠瞪了敌军官一眼，低下头，没吭声。
气急败坏的敌军官下令把她绑在长凳上，瞪着牛眼，满脸狰狞地威胁她：
“你要是再不说，那就等你什么时候死了，什么时候再把你从凳子上解开！”
蒲秀英轻蔑地瞟了他一眼，大声回答道：
“有什么招数，你们尽管使出来吧，怕死不当红军！”
敌人挥动着皮鞭，使出全身力气，狠狠地抽在蒲秀英身上。
很快，她就被打得遍体鳞伤。昏死过去后，敌人就用冷水把她浇醒，再昏过去再浇醒，反复多次。
敌人熬不过她，就把她扔进西宁羊毛厂做苦工。
一段时间后，蒲秀英又被拉去给马家军乐队队长家当佣人。
女主人的银簪子专门往她头上招呼，骂她“共产婆”。家里的所有粗活、重活都扔给她干。
蒲秀英实在是忍受不了这种屈辱和折磨，便瞅准机会逃了出去。
一个姓张的商人看她可怜，就收留她在自己家做了佣人。
自那以后，为了躲避马家军的追捕，她在张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一晃就过去了12年。
1949年，西宁解放后，蒲秀英眼含热泪，欢喜若狂，她第一次迈出商人家的大门，跑到街上。
碰到执勤的解放军后，她“噗通”一声跪在地上，哭诉自己这12年来的遭遇，请求他们为死难的西路军烈士报仇雪恨。
这天，蒲秀英正在一家车马店里打杂烧水，突然走进了几个解放军。
其中一个年轻战士一直盯着她看，突然，他碰了碰站在身边的另一个解放军，指着蒲秀英说道：
“快看，拉风箱烧水的那个妇女，长得和你真像！”
那个解放军扭头望去，愣了半晌，突然红了眼眶。
他“蹬蹬蹬”紧走几步，弯下腰，轻轻喊了一声：
“幺妹！”
乍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蒲秀英猛地抬起头，一脸不相信地盯着对方。
“幺妹！”
解放军流着泪，又大喊了一声。
哥哥，真的是哥哥蒲定忠！
蒲秀英“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一头扎进哥哥的怀里，兄妹俩抱头痛哭。
在随后的攀谈中，她了解到当年哥哥也吃了不少苦，他被敌人抓住后，送去了补充团，后来找机会逃了出来，回到了部队。
他听人说妹妹蒲秀英早就死了，他不信，这些年一直在打听她的下落。
后来，蒲秀英嫁给了一个当地人，并响应政府号召，全家迁到贵德县参加农业生产。
五年后，她被调到托儿所工作。
看着那些爹娘忙着种地的娃娃，她总想起当年牺牲的战友——要是他们还活着，也该有这么大的娃了。
1959年秋冬，粮食紧张起来。看着托儿所里100多个饿的“哇哇”直哭的孩子们，蒲秀英心疼得直掉泪。
她咬着牙，带着保育员们，到地里收庄稼，到山上砍柴，从菜地“偷”菜，从仓库“偷”油。
托儿所的孩子们吃的是粮食和蔬菜，而她自己家里却靠野菜、树皮和烂掉的洋芋度日。
当时农村有些托儿所出现了孩子被饿病甚至饿死的事，可蒲秀英负责的托儿所里的孩子却能保证基本温饱。
没有一个孩子因为饥饿生病，安全的度过了生活困难时期。
后来，县公安局拘留了一批有偷盗行为的基层干部，其中就有蒲秀英。于是便有了开头那一幕。
“我知道我犯了错误，但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孩子们挨饿。对这件事，组织上怎么处理，我都毫无怨言！”
说完，蒲秀英长长吐出一口气。
经过一番调查，县公安局宣布蒲秀英无罪。
蒲秀英回到生产队后，工作更积极了。
1984年，西宁南川烈士陵园内，鬓发斑白，满脸沧桑的蒲秀英跑在一群老红军的最前面。
她扑到红军墓上，泣不成声：“战友们，姐妹们，我来看你们了……娃们都长大了，能吃饱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