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西路军供给部长郑义斋给总部送经费途中受了伤。眼看敌人就要冲过来，他眉头一皱，把布袋往警卫员手里一塞：“快，骑马冲出去，把金子上交首长，我掩护你！”
警卫员攥着沉甸甸的布袋，望着郑义斋渗血的裤腿，脚像钉在地上似的。
郑义斋急得额头青筋暴起，扯开嗓子吼：
“这是命令！”
这不是郑义斋第一次把生死置之度外。早在十年前的上海，他就用一件马褂守住了比命还重的信仰。
1928年深秋，上海滩的风带着几分寒意，郑义斋穿着一件马褂，带着一个“伙计”，揣着巨款奔赴济南，给即将暴动的地下党送经费。
当时的济南笼罩在白色恐怖当中，特务横行，形势十分严峻。
他俩在城里转了几天，也没能接上头，身上的钱也用光了，吃饭都成了问题。
“老板，实在是饿得受不住了，咱们拿点儿钱买点吃的吧。”
“伙计”摸着饿得“咕咕”叫的肚子，盯着郑义斋肩上的褡裢，低声央求。
郑义斋叹了口气，拍了拍对方的肩膀：
“还是忍忍吧，这里面的钱一文也不能动，这可是用来做大事的！”
“伙计”听后低下了头，一脸的沮丧。
郑义斋想了想，说：
“要不这样，你把我这件马褂拿去当了换俩钱买点吃的，咱们再熬几天，争取早点儿接上关系。”
说完，他脱下马褂，递给了“伙计”。
几天后，他终于和当地的党组织接上了头，一文不少的把经费交到了他们手上。
此时，他身上的衣服早就当完了，无奈之下，只好当了苦力，给火车锅炉加煤，好不容易才回到了上海。
1931年，上海的风声越来越紧，顾顺章叛变后，党中央领导机关遭到严重破坏，郑义斋奉命转移到鄂豫皖苏区。
组织上让他管红四方面军的供给部，库房里堆着数百匹丝绸，箱底压着金条银元，他却把自己的铺盖卷扔在仓库角落，枕着账本睡了三年。
结婚那天，妻子杨文局看着锅里翻腾的荞麦面疙瘩，无奈的笑了笑。
郑义斋舀了两碗清水疙瘩：
“公家的东西，咱动一口就是罪过。”
有回他得疟疾，身上忽冷忽热。警卫员见他衣服倒换不过来，就自作主张跑去军需科替他领了一套衬衣衬裤。
郑义斋发现后，立马就恼了。
“去，把衣服赶紧送回去！这是公家的，不管是谁都不能随便动用！”
他这一病就是半个月，妻子见他瘦得都脱了形，心疼得直掉泪，想去领个肉罐头，被他攥住手腕：
“那是给伤员救命的，我啃红薯能活。”
1936年，郑义斋作为西路军总供给部部长随部队西渡黄河，艰难转战。
西路军兵败河西走廊后，祁连山中，他坐在灌木丛旁，眼窝深陷。
夜风刮得紧了，警卫员走过来，递给他一个小茶缸，里面盛着稀粥。
郑义斋接过小茶缸，喝了两口，扭身递给了坐在旁边的妻子，同时目光落在了妻子高高隆起的肚子上。
此时的杨文局已经有了八个月的身孕。
杨文局喝完粥，把缸子放在地上。一抬头，发现丈夫正盯着自己。
郑义斋一把将妻子搂在怀里，轻轻抚摸着她的肚子，深情地说：
“我接到命令，要把全部经费送到总部去。
要是我遇到什么不测，你一定要坚强的活下去，把孩子生下来，拉扯长大。”
杨文局泪如雨下，忍不住哭出了声。
郑义斋安慰好妻子，脱下贴身衣物，扯成几块布，递给她。
缝成几个布袋后，他在里面分别装上了金子、银元，还有烟土。
天蒙蒙亮时，马蹄声踏碎了山雾。
郑义斋勒住马回头望，杨文局挺着肚子站在坡上，像株倔强的沙棘。他不知道，这一眼，就是永诀。
队伍刚下山，就遇到了马家军。
郑义斋带着十几个警卫战士边打边撤。
激战中，他不幸受了伤，跌下了马。
见状，警卫员赶紧跳下马，把他扶了起来。
郑义斋喘着粗气，一把拽住警卫员的胳膊，把布袋塞到他手里，于是便有了开头那一幕。
警卫员噙着眼泪，在郑义斋和战友们的掩护下，冲出了重围。
敌人冲了过来，战士们一个个倒了下去。
一群敌人举着马刀，包围了郑义斋，左旋右转，一刀接一刀地砍在了郑义斋的身上……
郑义斋成了血人，倒下时，手里还握着枪，手指扣在冰冷的扳机上。
郑义斋牺牲不久，杨文局也落在了敌人手里，在战俘营里生下了一个男孩。
为了孩子，她被迫投靠了一个皮匠，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带着孩子，翻山越岭，回到了党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