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北京，原本谈笑风生的邓小平突然沉下脸来，声音严肃地说：“全中国，只有他的任命不受年龄限制！” 信息来源：青年报——青春告白祖国｜无名无利无悔 有情有义有祖国 钱伟长，1912年生于江苏无锡，祖籍浙江绍兴。 他本来学的是文学，大学念的是中文系，语文极好，被称作“中学语文状元”，却因为抗战爆发，立志“工业救国”，毅然转学到清华大学物理系，从零开始学理工。 他是中国为数不多、文理兼通、精通多国语言、跨越多个领域的顶级科学家。 他的老师，是当时的力学泰斗——冯·卡门。当年，钱伟长、钱学森、郭永怀三人并称“加州理工三杰”，被誉为“中国空气动力学的三根支柱”。 在二战时期，美国国防部极力想要留下他，甚至愿意为他提供极高待遇。但钱伟长拒绝了，他说： “我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魂。中国比美国更需要我。” 他怀抱满腔热血，冒着风险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只为中国能掌握自己的科技命脉。 957年，反右运动席卷全国，许多心系国家命运、敢于直言谏言的知识分子被错误地打成“右派”。 钱伟长，作为全国人大常委，在会上提出了几条关于发展科技教育、改善知识分子待遇的建设性建议。 本意是希望国家能更加重视科研人才，避免大批人才流失，结果却被定性为“攻击党”、“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被打成“极右分子”，遭到严重打击。 此后，他被撤销一切职务，公职全无，从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的讲堂，一下被贬至北京的一家锅炉厂劳动。 他白天在车间里锉刀、搬煤、烧锅炉，双手磨得满是老茧，脸上常年灰黑，被工人们戏称“老烧锅”。 可他从不抱怨，不自怜，总是默默做事，尽职尽责。他甚至还主动请缨去最苦的岗位，因为“在那里安静一些，我还能想点问题”。 晚上回到简陋的职工宿舍，他没有歇着，而是点上昏黄的灯，在破旧的桌子上画图、推公式、做笔记。 没有实验室，他就在脑中模拟；没有计算器，他靠手工演算；没有助手，他一人担起整项研究。他把自己对弹性力学、壳体结构的研究成果写成论文，寄往国外权威学术期刊。 几年后，一些论文陆续发表，竟然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强烈反响。有位英国科学家惊讶地说：“这个中国人竟然在没有任何实验条件下，做出了顶级的理论成果！” 这些成果，后来成为中国航天、船舶等领域基础理论的重要支撑。而钱伟长，却始终未曾炫耀。他对儿子说：“爸爸不怕受苦，只怕国家不前进。” 被打成“右派”整整22年，钱伟长没一天离开科学，没一句怨天尤人。后来他平反时，有人问他是否觉得委屈，他笑着摇头： “只要国家需要我，哪怕擦地板、搬砖头，我都愿意。” 恢复名誉后，钱伟长没有丝毫怨怼，反而说：“这20多年，是我科研最有成果的时间。”这样胸怀坦荡、格局高远的人，怎不让人敬佩？ 1978年后，钱伟长全身心投入国家科技与教育工作。 1982年，已70岁高龄的他，被任命为上海工业大学校长（后并入现上海大学），他亲自制定教学计划、参与课程设计，甚至自己上讲台讲课，成为学生最敬爱的“老校长”。 在他主持下，上海工业大学迅速崛起，成为中国工科的重要基地。很多学生在回忆中说：“老校长像一位慈父，对学生和国家都倾尽所有。” 钱伟长一生未置产业，住的是普通旧房，工资都捐给了教育事业。去世前，他立下遗嘱：不设灵堂，不搞追悼会，一切从简。 2010年，他以98岁高龄离世，留给后人无尽敬仰。他的学生说：“钱老走了，但他是我们心中的科学之魂、民族之骨。” 邓小平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而对像钱伟长这样一生为国奉献、功勋卓著的人物，邓小平更是以非常之礼、非常之语致敬。 那句“全中国，只有钱伟长不受年龄限制”，不仅是对他本人的最高褒奖，也是一种时代的尊重——对知识、对人才、对信念的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