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工抚养毛主席3个孩子，建国后却悄悄隐匿，毛主席特派陈赓看望 “老董，你还记得我吗？”1961年3月的一个午后，上海市委招待处灯光柔和，陈赓大步走进宴会厅，先开口破冰。身材清癯的董健吾抬头，愣了半秒，旋即露出难得的笑意：“怎么会不记得，当年在上海跑暗线，你可是我顶头上司。”两人相视，握手时间比常人要长，这一幕让在场的工作人员都红了眼眶。 陈赓此行的使命很直接——受毛主席委托，把这位已淡出视野的“王牧师”请出来。主席迟到二十多年才弄明白：瓦窑堡密使、护送斯诺的向导和自己两个儿子的“临时父亲”竟然是同一个人。陈赓说：“主席惦记你，组织也惦记你，你不能再躲。”董健吾只摆手，低声回应：“该干的都干了，我安静点也好。”这句略带倔强的话，像极了他一贯的行事风格。 时间拨回到1892年，上海青浦棣华桥。那时的董家是虔诚的基督教家庭，小董在唱诗班里练英语、背圣经，22岁考入圣约翰大学学神学，本以为此生会在教堂钟声里度过。没想到，时代把他推向另一条线——抗争。1925年他被冯玉祥邀请做随军牧师，接触到汹涌的革命思潮；两年后“清共”风暴袭来，他看见不少正直青年被无辜屠杀，第一次生出“若我真是共产党就好了”的愤懑。 恰巧老朋友浦化人捕捉到这一情绪。几次深夜长谈后，董健吾点头：“入党。”这一年是1928年，他36岁。为了方便行动，他留在圣彼得教堂，外人只当他继续布道，殊不知教堂暗门后藏着中央特科的密联络点，钥匙只有周恩来和陈赓握在手里。周恩来后来调侃：“敌人最怕和尚，其实还漏算了牧师。” 牧师的双重身份第一次爆发巨大作用，是1930年的“大同幼稚园”计划。上海租界里突然冒出一所幼稚园，硬件全靠董健吾卖祖产筹来的千把块现大洋。园里住进烈士遗孤三十多人，其中两个瘦高个和一个奶声奶气的小弟弟最受关注，他们的化名是“唐××”，真实身份分别是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彼时毛主席正鏖战赣南，杨开慧已牺牲。三个孩子若留在湖南极可能凶多吉少，于是毛泽民托熟人把他们送到董家。 起初孩子们并不适应，“口味太淡，我们想吃辣椒。”毛岸英嘟囔。董健吾想了想，把家中仅有的辣酱端出来，可怜那酱还是他从老乡手里换来的。日子刚有起色，偏偏1933年顾顺章叛变，幼稚园暴露风险骤增。组织命令：马上解散，能转移的转移。其他孩子各有去处，唯独毛家兄弟无处可安，只能随董健吾四处迁徙。有人统计，两年内他们搬了七次家，最长一次不过住满三个月。 抗战全面爆发前，董健吾筹划把孩子送出国。靠与张学良保持的“瓷器友情”，他拿到去苏联的船票。1936年6月，法国邮船“斯芬克司”号起锚，14岁的岸英和13岁的岸青站在甲板向黄浦江道别，没人知道他们身份，更没人知道为这趟旅程操碎心的“王牧师”是谁。董健吾目送船只渐远，悄悄在码头蹲了很久，生怕有人尾随。 就在忙活孩子的间隙，他还揽下另一桩危险差事——护送美国记者斯诺。那个春天宋庆龄递来一封英文信：“延安缺医生，也缺真实的报道。能带记者去吗？”董健吾没多想：“行。”真正上路才发现关卡林立，幸好有半张名片做暗号，西安旅社里两张半名片拼成一张的瞬间，斯诺才弄明白身边这位笑呵呵的华人是领路人。后面几十天，他们改装成“救护物资小分队”，卡车裹着军毯一路北上。斯诺抵延安后采访毛主席，写下震动世界的《红星照耀中国》，而董健吾转身就回了上海——“我只是个摆渡人。” 日本投降、解放战争、天安门开国大典，历史巨轮呼啸向前，江湖上却再没董健吾的声音。他与潘汉年的单线联络中断，索性隐匿，靠译书、当英文顾问糊口。有人劝他去找组织，他轻轻摆手：“革命胜了就好，没人会少我一个。”这种“不邀功”的脾气，了解他的人并不意外。 直到1959年国庆观礼前夕，斯诺再访北京，对毛主席说想见“王牧师”。主席愣住，周总理查档，才发现老朋友五年前在一次突击行动中被错抓，后因身份复杂获释后居家低调。毛主席一拍桌子：“怪我！”一句话，陈赓出发。 上海重逢后，董健吾被安排为市政府参事，他坚持不住公家分房，仍住旧里弄。朋友调侃：“你这脾气一点没变。”他笑答：“人老了，毛病也老。”1970年12月12日，79岁的他在龙华医院病逝，遗体安葬于龙华烈士陵园。墓碑很简单，只有名字和生卒年月，没有头衔。 历史偶尔会冷落某些人，但细看脉络，很多关键节点都藏着他们的身影。毛主席感念他、陈赓敬重他、斯诺惦念他，而他始终保持牧师式的平和与特工式的隐忍。有人说他是“党内一奇”。的确，这位曾当牧师却带暗枪、育孤儿却又护外宾的男人，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把信仰刻进了中华民族最凶险的岁月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