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2年，大隋帝国百万大军，倾巢出动，跨海东征，目标只有一个——高句丽。但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杨广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出兵一个难以征服的对手？民间骂他昏君，史书评他暴政，可崇祯却看出了他的另一面。这位隋炀帝，或许不是疯子，而是一个死在时代前头的天才。
杨广不是庸主。他继位之初，励精图治，文武并举，大兴水利，完善科举，整肃吏治，手段一点都不软。他清楚，父亲打下的江山不稳，南北刚统一不久，四夷还不服，边境问题迟早爆雷。
最让他坐卧不安的，就是东北方向的高句丽。
这个老对手，从汉朝打到隋朝，始终桀骜不驯。隋朝刚建时，它就借口内乱出兵骚扰辽东，烧村杀人，明里试探，暗里渗透。朝廷屡次发文安抚，对方却当耳旁风。
杨广看得清楚，这不是边境摩擦，而是地缘战略死结。如果任由高句丽坐大，整个辽东防线迟早塌陷。一旦东北门户被破，草原部族会蜂拥南下，那时整个华北就不保。
崇祯在明朝末年也面对类似处境。辽东失守，女真崛起，最终清军入关，江山改姓。或许正是这种相似命运，让崇祯对杨广多了几分理解。他知道，防守永远不是长久之计，必须主动出击，提前破局。
杨广就是要赌这一把。赌赢了，天下太平；赌输了，国运断头。
612年，杨广第一次出兵高句丽。他亲自调度，动员全国兵马，集结百万人马，水陆并进，气势逼人。整个东征规模之大，前所未有。
可是战局从一开始就跑偏了。
几十万水师在渤海沉船，陆军长驱直入，被高句丽设伏于山川险隘。大将宇文述率领主力攻城未果，惨败撤军，几乎全军覆没。回朝时，尸横遍野，饿殍遍地，兵士连马蹄都啃了下去。
613年，杨广不信邪。他再次起兵，这次带着报复的怒火。刚到战场，国内突发杨玄感叛乱，后方炸锅。他不得不撤军，兵马未动，民心已散。
614年，第三次东征，他不再恋战，只围而不攻，等高句丽投降纳贡后便草草收兵。
三次出征，前后不过三年，却将隋朝百姓拖入深渊。赋税加重，劳役不断，饥荒、叛乱、动荡接踵而至。
可杨广真的错了吗？
他只想解决一个定时炸弹，只想一劳永逸。他没想到，对手韧性太强，地形太险，国内太弱。他高估了胜利的可能，也低估了民意的反噬。
传统印象里的杨广，是个铺张浪费、沉迷声色的昏君。可如果只看他留下的基础设施，会发现他是极其务实的人。
他修大运河，联通南北，打通漕运命脉；他设东都洛阳，稳定中原权力中心；他推科举取士，打破世家门阀垄断。
所有这些，不像是昏庸无能者的胡作非为，反而像是雄才大略者的系统构建。
征高句丽，也是他治理思路的一部分。他想把边疆问题彻底解决，把隋朝的势力延伸到朝鲜半岛，打造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东亚核心”。只是这个“先见之明”，在当时的国家承载力面前，显得格格不入。
他太急了，太重视结果，太轻视代价。
百姓不理解，官员不支持，军队不堪重负。于是，这场“战略突围”，成了耗尽国本的灾难。
崇祯说过一句话：“天下大势，非一人之功所能转。”他理解杨广，也看到了这位“千古名君”的悲剧。
618年，隋朝灭亡。杨广在江都被部将所弑，一代帝王落幕。
史书大笔一挥，称他“暴君”、“亡国之主”。他的政绩被掩盖，功劳被抹去，留下的只有“好战、淫逸、残暴”的刻板标签。
可历史从不只是黑白分明。
唐太宗李世民接替隋制，继承运河、科举、行政架构，一步步走向盛世。而这些基础，正是杨广拼命推行的。他看得远，却没走得稳。他想做“千年帝国”的奠基人，却成了“速朽王朝”的葬送者。
而高句丽呢？并没有因为躲过隋军而长治久安。几十年后，被唐与新罗联合击败，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高句丽不是打不垮，只是隋炀帝选错了时机。
历史对杨广不公，对隋朝苛刻。但如果我们抛开成见，从制度、战略、地缘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位帝王，就会发现，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坏皇帝”。
他是一个“敢为天下先”的改革者，一个“愿赌服输”的战略家。
只可惜，他赌的是国运，输的是性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