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6年，李世民病重，下令处死宰相刘洎。临死之前，刘洎还想上书李世民，却没能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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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李世民站在刘洎的尸身前，弯腰低头，不见一丝帝王之姿，三尺白绫挂在刘洎颈上，血迹未干。
李世民轻声吩咐左右：“留其全尸，赦其家人。”一旁的褚遂良嘴角微扬，藏不住的胜利者姿态。
刘洎的仕途堪称传奇，他早年效力于隋末割据势力萧铣，归唐后从地方小官一路升至宰相，靠的是敢言直谏的硬骨头。
贞观七年，他上书批评尚书省效率低下，矛头直指权贵尸位素餐，李世民非但没怪罪，反而提拔他担任尚书右丞。
贞观十六年，李世民想查看《起居注》，褚遂良以“君主不可自观”拒绝，刘洎在一旁补刀：“即便史官不记，天下人也会记住。”直到魏征去世后，刘洎成了朝中最锋利的谏臣。
贞观十七年，太子李承乾被废，刘洎支持魏王李泰，与支持晋王李治的长孙无忌、褚遂良形成对立，尽管李世民最终立李治为太子，这场立储之争埋下了致命隐患。
更微妙的是，刘洎辅佐太子监国时那句“大臣有罪，臣谨即行诛”的豪言，让李世民当场警告他“臣不密则失身”。他终究败给了自己的“疏阔刚直”。
高句丽之战成为转折点，李世民亲征期间染病，刘洎探望后对褚遂良感叹“圣体患痈，极可忧惧”。
尽管马周作证刘洎清白，李世民仍选择赐死，表面看是褚遂良诬告得逞，深层却是李世民对权力交接的焦虑。
他晚年对功臣的猜忌日益加深，房玄龄主动辞职、李靖闭门不出都是明证。
刘洎曾支持李泰，又说出“诛杀大臣”的狂言，在李世民眼中已成太子继位的潜在威胁。
临刑前刘洎欲上书自陈，却被拒绝提供纸笔，若真是依法处决，何须阻断遗言？后世学者推测，刘洎可能掌握某些宫闱秘事，例如李治与武才人的暧昧。
武则天称制后为刘洎平反，却对翻案过程含糊其辞，更添疑云，司马光认为褚遂良被许敬宗修史抹黑，但时间线显示许敬宗并未参与贞观十九年实录编纂。
早期李世民需要魏征式的镜子来正衣冠，晚年却更在意权力的绝对安全。
刘洎至死都不明白，为何昔日鼓励直谏的君王变得多疑，他忘了“虚心纳谏”的前提是皇权稳固。
褚遂良的诬告不过导火索，真正引爆的是帝王心术与臣子赤诚的天然矛盾，三十年后武则天为刘洎恢复名誉，但那段以白绫终结的君臣佳话，早已随贞观时代的理想主义一同飘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