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氏家族长盛不衰，人才辈出，其中藏着什么奥秘，其中三钱是中科院三院士，一位是火箭王，一位是原子弹之父。 钱镠的后裔中走出了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三位科学巨匠，还有钱穆、钱钟书、钱玄同等文坛泰斗，仅近现代，钱氏家族就产生了100多位院士。 公元932年，81岁的钱镠在临终前写下《武肃王遗训》，这位出身贫寒的君王深知，武力可得天下，但唯有文化能传家，他在家训中明确规定：“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 更重要的是钱镠不只是说说而已。他设立义田、义塾，规定族中富户必须资助贫寒子弟读书，临安钱氏宗谱记载，这套制度确保了“家无弃才”，即便是最穷的钱氏子弟也能接受教育。 这一传统延续至今，钱伟长幼年丧父，正是靠无锡七房桥钱氏义庄的资助完成学业，钱穆家境贫寒，母亲却坚持“砸锅卖铁也要读书”，钱学森赴美留学前，父亲钱均夫告诫：“吾儿当青春然而归，灿灿然而返。” 钱氏教育有个特点：从不功利，钱伟长以文史满分考入清华，却因九一八事变弃文从理，立志“救国须学科学”，钱钟书数学只考了15分，清华仍破格录取，因为国文和英文成绩太过出色。 家训中最震撼的一句话是：“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必谋之；利在一时固谋也，利在万世者更谋之。”这种格局观深深影响了钱氏子孙的人生选择。 1955年，钱学森放弃美国年薪8万美元的工作，辗转五年才回到百废待兴的祖国，他在日记中写道：“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建设。”这个决定完全符合家训“利在天下”的要求。 钱三强夫妇在法国居里实验室时，导师多次挽留他们留在欧洲，钱三强的回答很简单：“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1948年，他们毅然回国，后来隐姓埋名投身核弹研究。 钱伟长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后，同样选择回国，他用力学知识解决黄河泥沙问题，被周恩来称为“中国的达芬奇”，面对质疑，钱伟长说：“我没有专业，国家需要就是我的专业。” 钱氏家族虽然富甲江南，但家训强调“勤俭为本”，钱镠甚至规定家中女子嫁妆不得超过百两银子，这种传统一直延续：钱学森用胶布修补蒲扇，钱七虎院士将800万奖金全数捐出。 更有趣的是钱氏的财富观，清代钱学森曾祖父掌握杭州丝行定价权，却立下“临财不可不廉介”的家规，钱均夫虽然家道殷实，仍告诫子女：“钱氏子女当克勤克俭，莫因家富而骄奢。” 钱氏还有个传统：重视族内教育交流，钱穆指导侄儿钱伟长攻读古籍，钱玄同支持儿子钱三强留学法国。钱基博为儿子取名“钟书”，寓意“钟爱读书”。这种学术氛围让整个家族受益。 清代嘉定钱氏出了著名的“九钱”，钱大昕、钱大昭兄弟及其子侄九人，都以经史考据闻名，钱大昕被誉为“清代三百年学术开创者”，其“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影响了整个乾嘉学派。 近代无锡七房桥钱氏更是上演“一门六院士”的传奇：钱穆、钱伟长、钱易、钱临照、钱令希、钱俊瑞都出自同一支脉，这绝非偶然，而是家族内部“读书—切磋—反哺”循环的结果。 钱氏子弟在各自领域都有突出贡献，钱学森被誉为“中国导弹之父”，他主持的“两弹一星”工程改变了中国在世界的地位，钱三强领导的核武器研究让中国跻身核大国行列。钱伟长的力学研究为中国工程建设奠定基础。 文化领域同样群星璀璨，钱穆的《国史大纲》影响了几代人的历史观，钱钟书的《围城》成为现代文学经典，钱玄同参与文字改革，推动白话文运动，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诠释家训精神。 2021年，《钱氏家训》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首个入选的家训项目，在临安衣锦小学，孩子们用毛笔抄写“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哈佛大学图书馆珍藏着《嘉定钱氏艺文志略》，记录了这个家族六代人的187部著作。 钱氏家族的成功有三个关键因素：教育投入不计成本，人才培养不设界限，家国情怀代代传承，从钱镠的“保境安民”到“三钱”的科技报国，千年来一直如此。 这个家族最难得的地方在于，他们从不把成功归功于血统，而是归功于教育和品格，正如钱学森所说：“我的成功，一半归功于我的父亲，另一半归功于我的祖先留下的家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