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四年，年羹尧自裁于狱中7日后，他的幕僚汪景祺被砍头，皇帝还特意下令“枭示十年”。寒风呼啸着掠过刑场，卷起枯叶与尘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那颗头颅在风霜雨雪、酷暑严寒中渐渐干瘪、变色、腐朽。十年光阴流转，木笼中的景象已变得令人毛骨悚然——皮肉销尽，白骨森然，空洞的眼窝直勾勾地俯视着熙攘又惊惶的街市。它成了京城最诡秘的风景，一个无声却无比刺目的警示。人们匆匆低头走过，连乌鸦都不愿在那笼边停留，仿佛那笼中残留的不是枯骨，而是某种不散的阴冷与未解的诅咒。直到雍正驾崩，新帝乾隆登基，这悬挂了整整十年的恐怖标记，无声地叩问着过往与未来。它的存在本身，便是一个巨大的、悬而未决的谜团。 汪景祺其人，本为康熙五十三年举人，才名素著，然仕途蹭蹬，久困科场。雍正初年，投奔炙手可热的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幕下，充任记室。西征军旅，鞍马劳顿间，汪景祺秉笔写下《西征随笔》一书，其中议论风发，臧否人物，不意却埋下杀身巨祸。书中指摘时弊，笔锋所及，竟有“皇帝挥毫不值钱”等句，又于功臣之论中，隐含对朝廷刻薄寡恩的幽微讥讽。此等文字，在承平岁月或可视为狂生之语，然值此雍正帝深忌朋党、整肃权臣之际，遂成无可赦免的悖逆铁证。年羹尧案发，查抄大将军府邸，《西征随笔》赫然列于缴获文书之中，即刻上呈御览。雍正帝披阅震怒，朱批痛斥其“悖谬狂乱”，罪不容诛。汪景祺之命运，于书稿被呈递御前的瞬间，已然注定。 菜市口那高悬的头颅，便成了雍正皇帝昭示天下的一个无声而惨烈的诏书。此刑非比寻常枭首示众数日之例，而是奉旨“枭示十年”——这“十年”二字，如冰似铁，凿刻于刑部文书之上，也刻入了京城百姓的惊悸记忆。寒来暑往，风刀霜剑无情地侵蚀着木笼中的遗骸。初始面目尚依稀可辨，久之则须发零落，皮肉销蚀，终至白骨森然。每逢朔望或朝廷颁布大诏之时，刑部官吏循例需前往查看验视，以确保这悚然的“警戒”仍悬于众目睽睽之下。十年间，京师百姓行经菜市口，无不低头屏息匆匆而过，稚子夜啼，父母常以“汪景祺之首”相恫吓，其名其形，俨然化作弥漫帝都的恐怖图腾。雍正五年，皇帝再颁峻令，严禁“狂妄之徒”私著野史、惑乱人心，违者严惩不贷。新诏颁行之日，汪景祺那已显枯槁的首级在风中微微摇晃，仿佛为这道催命符作了最触目的注脚。雍正八年京师地动，屋宇倾颓，人心惶惶，而菜市口那高悬的木笼，竟兀自于瓦砾烟尘中摇荡未坠，似在无言诉说天威之不可测、皇权之不可撼。甚至雍正十三年八月，皇帝龙驭上宾的哀诏传遍九州，当新君乾隆帝为先帝奉上尊谥的庄严时刻，前朝罪臣汪景祺风干的首级，依然默然悬挂于旧处，历经三朝风雨——这前朝旧物，竟成了雍正时代一个未及收束的残酷句点。 直至乾隆元年冬十二月，新帝登极改元已近一载。彼时朝政气象稍见宽缓，有大臣如左都御史孙国玺、吏部侍郎李绂等，或出于不忍，或感于新朝当有新气象，先后密奏，言菜市口悬首多年，“徒骇观瞻，有伤天地之和”，恳请予以下葬。新即位的乾隆帝沉吟再三，终下旨：“汪景祺首级著取下，交其亲属收葬。” 圣旨抵达之日，刑部司官率仵作登高，小心翼翼将那只经十年风霜、仅余枯骨与几缕残发的木笼解下。笼中物什，早已与“枭示”的本意相去甚远，徒然标示着一场旷日持久的威权展示终于落幕。汪景祺的残骨由其早已零落的族人草草收殓，归葬原籍钱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