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 年，高秀敏突发疾病去世，留下了长春、北京、珠海的七套房子和巨额的存款，长期和她同居但是并没有领证的何庆魁却说：“财产权都给她女儿，我一分钱不要！” 我把七本房产证推到李萱面前时，指腹还残留着纸张边缘的粗糙感。 这是秀敏走后的第三天，灵堂的白菊还在散发着清苦的香气，窗外的长春正下着入秋的第一场冷雨。 十天前刚送走儿子的悲痛还没散去，秀敏又突然离开，我像被抽走了主心骨，整个世界都在晃。 律师在旁边低声说，按事实婚姻，我至少能分到一半，但我没听。秀敏的笑声还在耳边响，她总说：“庆魁，这些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能给孩子留着就好。” 第一次见秀敏是在 1991 年的长春话剧团，她穿着红色的演出服，在台上说相声，眼神亮得像东北的大太阳。 那时候我还是个没名气的编剧，揣着一沓剧本四处碰壁。她看了我写的《包袱》，拍着大腿说：“这词儿接地气！” 后来我们一起熬夜改本子，她总把热茶塞到我手里，说：“你写的词，我念着就顺。” 从《卖拐》到《心病》，十四年间，春晚后台的化妆镜前，总有她对着我的手稿默念的身影。 我们没扯证，可谁都知道，舞台下的日子，我们早就是一家人。 秀敏对李萱的心思，我比谁都清楚。那年在珠海拍戏，她指着海边的公寓说：“等李萱结婚，就把这套给她当嫁妆，面朝大海多好。” 她总觉得对女儿亏欠太多，年轻时忙着跑场子，错过了孩子的成长。 有次李萱来剧组探班，她偷偷在女儿包里塞了张银行卡，回来跟我念叨：“姑娘在外头不容易，手里有钱腰杆硬。” 这些话，她生前没跟李萱说过，我得替她做到。 律师劝我考虑清楚时，我正看着秀敏的遗像。照片里她穿着春晚的演出服，笑得一脸灿烂。 想起 1998 年她评上国家一级演员那天，非要拉着我去长春的老菜馆，点了锅包肉和酸菜白肉锅。 她喝了点酒，红着脸说：“庆魁，等咱攒够钱，就在北京买套房，冬天不用再烧煤炉子。” 后来北京亚运村的三居室买下来，她第一件事就是把李萱的房间刷成粉色，说：“万一孩子想来住呢。” 那些藏在烟火气里的牵挂，比房产证上的名字重得多。 李萱接过房产证时，手指有些颤抖。这孩子从小跟奶奶长大，跟秀敏总隔着层。有次秀敏想带她上春晚，她别扭地说：“我不想活在你影子里。” 可秀敏还是托人给她安排角色，偷偷看她的演出录像，边看边抹眼泪：“我姑娘有灵气，就是没遇上好机会。” 如今这些房产，是秀敏能给女儿最后的依靠了。 没想到李萱后来的日子会变成那样。北京的房子换了辆红色跑车，她开着车在长安街兜风的照片，被朋友发到我手机上。 长春的老宅子，她卖给了开发商，那里还留着秀敏腌酸菜的大缸。我去北京看她，她穿着露肩的裙子，在派对上举杯，身上再也找不到秀敏那股子实在劲儿。 我说：“丫头，留套房子吧，万一以后有难处呢。” 她撇撇嘴：“我妈这辈子太苦，我不想再过紧日子。” 我看着她，想起秀敏生前总说 “由她去吧”，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2008 年冬天，我回了松花江边的老家。张艳茹在院子里劈柴，看见我回来，只是说：“炕烧好了，进屋暖和。” 这个被我冷落了半辈子的女人，从来没抱怨过。当年我去北京闯，她塞给我一沓皱巴巴的钱，说：“家里有我，你放心。” 如今她在厨房炖着土豆炖豆角，香味飘满整个屋子。我忽然明白，有些情义，不在房产证上，而在烟火气里。 2015 年张艳茹病重，临终前攥着我的手说：“高老师是好人，你别愧疚。” 她枕头底下压着张照片，是秀敏在春晚上的剧照，边角都磨白了。原来这些年，她一直偷偷关注着秀敏，看她的小品，听她的访谈。 现在我守着江边的小屋，窗台上摆着三个相框。秀敏在春晚舞台上笑得开怀，张艳茹在院子里浇花，儿子穿着军装敬礼。 参考来源：青岛新闻网——高秀敏遗产分文不要 何庆魁怕触景生情宾馆疗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