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宗馥莉真正的对手，不是她同父异母的弟弟妹妹，不是他父亲的情人，不是那帮老臣，不是大股东，而是她自己的父亲宗老先生。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宗庆后老先生在世时，虽然把公司交给了宗馥莉管理，但他并没有把公司大部分的股份所有权真正转到宗馥莉名下。 这意味着，宗馥莉在管理公司时，她的根基并不像外人看起来那么稳固。更重要的是，宗庆后老先生生前，其实更希望他的儿子们能接班。 如果他的儿子们有能力，能够挑起担子，那么公司的接班人很可能就不是宗馥莉了。即使最后是宗馥莉接班，宗庆后老先生也做了其他安排，比如在国外设立了价值巨大的信托基金，专门为他的儿子们提供保障，确保他们生活无忧。 有迹象表明，宗馥莉和她的父亲在关于他身后事情如何安排的问题上，可能并没有完全达成一致。所以在宗庆后老先生去世时，一些安排显得不够完善，存在一些问题。 宗馥莉接手公司后，花了一年的时间，努力稳定了公司的局面，处理了各种复杂的情况。等到她感觉自己的位置比较稳固了，她才开始对父亲留下的那个信托基金采取行动。 宗馥莉在处理与父亲关系上，有一个很聪明的做法。她很早就意识到控制公司对外形象的重要性，也就是掌握“公关”的力量。 她成功地塑造了她父亲是一个爱护家庭、疼爱妻子女儿的形象。这个形象塑造得非常成功，以至于她的父亲在世时，即使可能有意愿，也无法将他身边的一位重要女性（杜建英）的身份正式确立，比如成为他的合法妻子。 因为如果杜建英成了宗庆后法律上的妻子，那么按照法律，宗庆后去世后，她就有权分走很大一部分财产，可能是一半。宗馥莉通过塑造父亲的公众形象，间接阻止了这种情况的发生。 现在有些人说，宗馥莉后来的某些做法，比如停止对信托基金的投资甚至从中抽回资金，引发了家族内部的矛盾，最终导致一些隐私被公开，损害了她父亲去世后的名声。他们认为宗馥莉这样做，毁掉了父亲的好名声。 但对于宗馥莉来说，情况可能不同。她能够走到今天，坐上公司负责人的位置，这个过程本身可能就需要她突破父亲生前设下的种种限制和安排。 这需要极大的决心和行动力，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她必须“超越”父亲的影响才能成功。因此，她后来采取的一些果断措施，比如停止为同父异母的弟弟妹妹们提供资金支持，对她而言，可能不仅仅是为了掌控公司财务，也是一种迟来的、情感上的释放。 她可能觉得，自己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事，不用再完全遵循父亲的意愿，这让她感到一种扬眉吐气的痛快。 回顾整个过程，实际上是宗馥莉在父亲去世后，主动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她首先稳住了公司的大股东，取得了他们的支持。接着，她逐步让一些家族亲戚和公司元老级别的员工离开重要岗位或退休。 然后，她关闭了父亲为二房（指杜建英及其子女）设立或支持的工厂。最后，她才打破了父亲生前定下的规矩，停止向为私生子们设立的信托基金继续投钱，甚至从基金里抽回了一部分资金，使基金的规模从原来的21亿美元减少到了18亿美元。 正是宗馥莉的这一系列动作，特别是停止投资和抽回信托基金资金，触及了杜建英及其子女（即私生子们）以及支持他们的公司老臣们的核心利益。 他们感到巨大的威胁和不满，最终选择了非常激烈的方式反击，通过媒体曝光家族隐私，甚至拿出了所谓的血缘证明（血样），引发了轰动一时的豪门丑闻。这场风波，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宗庆后老先生去世后辛苦建立的公众形象和名声。 所以，宗馥莉在娃哈哈的掌权之路，表面上是与公司内外的各种人和事博弈，但深层次看，是她与父亲生前布局和意愿的一场持续较量。她通过一步步的行动，逐渐摆脱了父亲的影子，真正掌控了公司和家族的命运。 这个过程充满了挑战和争议，也付出了代价，但对她而言，这或许是实现自我掌控和获得内心解脱的必经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