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隆美尔被希特勒处决时，他单独把15岁的儿子叫到身边，对他说：“15分钟后我就去世了，希特勒说我叛国，如果我承认，我的罪行将被严格保密。你和你妈妈将能够获得全部抚恤金。为了你们，我必须饮下毒药。你要好好照顾妈妈继续活下去。”随后，隆美尔坦然接受了死亡。 1944年10月14日，德国乌尔姆市郊的赫尔林根小镇。这天上午，隆美尔家里来了两位不速之客，希特勒的副官布格道夫将军和梅塞尔将军。他们带来的不是嘉奖令，而是一道死亡选择题：要么去柏林接受人民法庭的“审判”，家人跟着遭殃；要么自己体面地了断，换取家人的安全和元帅的哀荣。 所谓的人民法庭，不过是纳粹清除异己的屠宰场，去了就是死路一条，还得背上叛国的骂名。隆美尔心里跟明镜似的。他平静地告诉两位将军，他需要和家人告别。 他单独把15岁的儿子曼弗雷德叫到楼上。那一刻，这位在北非沙漠里呼风唤雨的“沙漠之狐”，心里肯定翻江倒海。但他脸上，却出奇地平静。他对儿子说：“15分钟后我就要去世了。希特勒指控我叛国，如果我承认，我的罪行将被严格保密。你和你妈妈将能够获得全部抚恤金。为了你们，我必须饮下毒药。你要好好照顾妈妈，继续活下去。” 战争机器再冰冷，也磨灭不掉一个父亲对家庭的温情和责任。 他把元帅的尊严和性命，当成了给妻儿的最后一笔“抚恤金”。 小曼弗雷德当时懵了，脱口而出：“我们不能反抗吗？”隆美尔摇摇头：“没有意义了，孩子。一个人死，总比我们全家一起死在枪林弹雨里要好。” 说完，他穿上那件熟悉的非洲军团皮夹克，那是他荣誉的象征。他走下楼，和妻子、儿子、副官一一握手告别。然后，他登上了布格道夫他们的车。车子开进一片僻静的小树林，几分钟后，一代名将的生命就此定格。 隆美尔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这事儿得从头说。 他不是那种普鲁士贵族出身的军官，而是来自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爸是中学校长，家教很严。所以隆美尔身上，少了些传统德国军官的刻板，多了几分灵活和绅士风度。他写的《步兵攻击》被希特勒看到，从此人生开了挂。 1940年法国战役，他带着第七装甲师神出鬼没，冲破马奇诺防线，打得法军闻风丧胆，赢得了“魔鬼之师”的称号。这让他成了希特勒眼中的红人。 真正让他封神的，是北非战场。1941年，意大利军队在北非被英军打得找不着北，隆美尔临危受命。在缺兵少粮、装备落后的情况下，他硬是靠着天才的战术指挥，把英军名将蒙哥马利都搞得头皮发麻。“沙漠之狐”的名号，响彻整个盟军阵营。士兵都愿意跟着这种能打胜仗的将军，哪怕是敌人，也对他充满敬畏。 但隆美尔的悲剧，也恰恰源于他的清醒。他是个纯粹的军人，但不是个狂热的纳粹。随着战争的深入，尤其是目睹了纳粹对犹太人的残暴行径后，他的思想开始动摇。他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希特勒正在把德国拖入深渊。 1943年，他负责修筑“大西洋壁垒”，防备盟军登陆。那时候，他已经很悲观了，私下里经常跟人说这场战争德国必败。这种情绪，在诺曼底登陆后达到了顶点。他觉得这种抵抗毫无意义，只会徒增德国人的伤亡。这些话，自然一字不落地传到了希特勒的耳朵里。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1944年7月20日的刺杀希特勒事件。 执行刺杀的施陶芬贝格上校，曾经是隆美尔在非洲军团的部下。事败后，同谋集团里很多人都跟隆美尔关系匪浅，包括他的参谋长施派德尔将军。虽然至今没有直接证据证明隆美尔参与了密谋，但在盖世太保的审讯记录里，有好几个人都提到了他的名字，说他是未来新政府的首脑人选。 这下，隆美尔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更要命的是，他不仅不避嫌，还跑去跟希特勒求情，想保下自己的老部下。这在多疑的希特勒看来，简直就是不打自招。 但隆美尔的威望太高了，在德国民众和军队里，他就是战神。直接把他送上法庭公开审判，政治风险太大，可能会动摇军心。所以，希特勒选择了一种更阴险的方式——赐死。让他“体面”地消失，然后对外宣传他是因战争旧伤复发而死，再给他办一场风风光光的国葬。 你看，政治就是这么残酷。一个人的生死，有时候跟真相无关，只跟利弊有关。 希特勒需要隆美尔的死来震慑所有心怀不满的将领，但又需要隆美尔的“光辉形象”来继续鼓舞士气。隆美尔，就这样成了政治博弈的终极祭品。 隆美尔死后，希特勒果然为他举行了国葬。陆军元帅龙德施泰特致悼词，把他夸成了一朵花，说是“我们最伟大的战士之一”。这场面，真是讽刺到了极点。 但历史的真相，终究是掩盖不住的。战后，随着越来越多档案的解密，隆美尔之死的内幕才被公之于众。他忠于德国，却无法认同那个绑架了德国的政权；他战功赫赫，却最终被自己效忠的元首亲手扼杀。 他的儿子曼弗雷德，战后成了斯图加特市的市长，一干就是22年，深受市民爱戴。他用自己的一生，实践了父亲最后的嘱托——好好活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