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了，不需要那么多钱。”2020年，一生抠门的大学教授王泽霖，却大手一挥捐出了8208万元。女儿知道后只说了一句话。 王泽霖通过努力学习，在1963年考上了北京农业大学的兽医专业。1967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了山西临汾一个动物医院当兽医。 在那里，他经常看到因为鸡瘟、禽流感这些疫病爆发，养殖户们辛辛苦苦养的鸡一夜之间全死了，损失非常大，那些绝望和无助的眼神让他心里特别难受。 当时国内的养殖业就是这么一个状况，大家虽然都在养，但因为疫病防控跟不上，十个里有九个得赔钱。也就是从那时起，他下定了决心，要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帮助这些农民兄弟解决实际问题。 到了1984年，王泽霖被调到河南农业大学牧医工程学院工作，这一干就是三十四年。 刚到河南农大那会儿，条件非常差，做研究的实验室可以说是破破烂烂，经费更是紧巴巴的。可王泽霖从来没叫过一声苦。领导问起他需要什么帮助，他只说了四个字：“给块地就行。” 学校真就给他批了一块地。他就凭着这股韧劲儿，自己想办法筹措资金，东拼西凑，硬是从一砖一瓦开始，搭简易棚、盖平房、再到修起两层的实验楼，就像燕子衔泥筑巢一样，逐步建起了搞科研的家当。 搞科研，尤其是研究这些禽病毒，没有捷径，就是花时间花精力。王泽霖把他的实验室当成了第二个家，和试管、烧瓶、还有那些试验鸡成了最熟悉的伙伴，整天没日没夜地泡在里面。 目标很明确：一定要找出防治鸡瘟、禽流感这些严重疫病的办法。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反复实验，他和团队成功攻克了几个关键性的技术难题，打破了国外的垄断，研制出了针对好几种家禽疫病的国产疫苗。 他把这些成果迅速转化为产品，和企业合作生产，让这些高效的疫苗在全国二十多家正规生物制品厂下线，走进了千千万万个养殖场。 据统计，他科研转化赚的钱和这些成果带来的经济效益，每年能为社会创造超过亿元的价值，他自己成果转化的比例达到了惊人的百分之百。 王泽霖的科研成果转化，给他带来了相当可观的经济回报。但在花钱方面，王泽霖对自己简直“抠门”到了极点。他住在学校几十年前分的老房子里，家里的摆设都很陈旧，连电视机柜上的油漆都磨掉了色。 周围的人，无论是学生、同事还是朋友，看着他都觉得心疼，劝他多少改善下生活，至少买几件像样衣服，去开重要会议时也显得体面。 但王泽霖总是坚定地摇摇头。在他看来，科研转化得来的钱，都是国家给的平台、人民的支持换来的，是老百姓的血汗钱，一分一毫都不能乱花在自己身上享受。 他常常笑着说：“我和老伴的退休金加起来一个月有一万五，足够花了。穿太好，万一去养殖场，鸡都认不出我了咋办？” 然而，这位对自己如此节俭，被师生们私下称为“王抠抠”的老教授，在支持科研和教育事业上，却大方得让人瞠目结舌。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家还比较困难的时候，他就不声不响地把自己搞技术推广攒下的四百万元巨款——全部捐给了学校。 这笔钱主要用于修建高标准的新实验楼和添置当时顶级的仪器设备，大大改善了学校的科研条件。他自己还经常义务下乡，给周边的农民讲授养殖和防疫知识，帮他们解决实际问题。 他的捐款之路并没有就此停止。几年后，他又将科技成果转让获得的345万元中的230万捐给了学校，接着又拿出100万设立了一个专项奖学金，专门奖励在家禽疫病防疫研究领域做出成绩的科研人员。 2008年汶川发生大地震，他第一时间捐出了20万元支援灾区。2019年，他又把多年积攒下来的专利使用费也都捐了出来。 到了2020年，王泽霖获得了河南省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奖金有三百万元。他像对待之前的款项一样，收到钱后第一时间就把这笔奖金捐给了学校。 就在那年前后，时年七十八岁的王泽霖，将他毕生科研成果转化所积累的所有积蓄，总计高达八千二百零八万元，一分不剩地全部捐给了河南农业大学！ 这可不是小数目，足以让任何人过上极其奢华的生活。他的意愿很明确：用这笔钱建设一个高水平的生物实验室，为国家未来的科研发展打造更坚实的平台。 在隆重的颁奖典礼上，他穿着借来的西装上台领奖，典礼一结束，就立刻换回了自己那件已经磨旧了的夹克，悄悄地离开了现场。 如此巨大的捐赠数额，当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不少人甚至特意去问王泽霖教授已经长大的孩子，对父亲把这么大一笔财产都捐出去的想法。 出乎大家意料的是，他的孩子态度非常平静，表示支持父亲的决定，还说要以父亲为榜样，以后也要为国家和社会多做贡献。 他的女儿得知父亲捐款后，在手机上只简单地回了一句话：“向老爸学习。”这句简短的话，饱含着对父亲人生态度的认同和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