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叛变的地下党约陈毅到酒店里见面，没想到陈毅先去了叛徒家中，只因叛徒媳

1936年，叛变的地下党约陈毅到酒店里见面，没想到陈毅先去了叛徒家中，只因叛徒媳妇说了两个字，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圈套。 1936年冬，赣粤边界的梅岭，寒风像刀子一样刮过山林，茅草被霜冻得发脆，踩上去咔嚓作响。陈毅裹着破旧的棉袄，腿上的旧伤隐隐作痛，藏在山坳里的一处岩洞中。洞口不过一米高，藤蔓遮住了入口，里面潮湿阴冷，只能勉强蜷身。他已经在这儿躲了好几天，外面是国民党第四十六师的士兵，荷枪实弹，搜山的声音时远时近。就在这生死关头，一封信像火炭一样烫手，送到他面前。 信上说，中央来了人，要他去大余县城的春花酒店会面。陈毅的眼睛亮了一下，但随即眯了起来——这信，透着股不对劲的味道。他决定亲自去探个究竟，可这一步，差点让他万劫不复。 那封信是陈海送来的。陈海，红军第六军团长征时掉队的地下党员，如今在国民党第四十六师里混迹，表面上是修马路的苦力，实际上是游击队的眼线。他在信里写得急切，说上海来了中央的人，带着重要指示，要陈毅速去春花酒店会面。陈毅已经两年没收到中央的消息，这封信像黑暗中的一盏灯，点燃了他的希望。但多年的革命经验让他嗅到了一丝危险。他没急着动身，而是叫上梅山区委书记黄占龙，决定先去陈海家摸摸底。 大余县城的早晨，雾气还没散尽，街上的石板路湿漉漉的。陈毅和黄占龙化了装，扮成普通山民，低头快步穿过窄巷，来到陈海家门口。院子里，一个女人正在搓洗衣服，木盆里的水溅得满地都是。陈毅上前，低声问：“陈海在吗？”女人头也没抬，随口答了两个字：“团部。” 广启安糖铺，是游击队在大余城里的秘密联络点。他以为女人说的是“糖铺”，心想陈海可能在那儿等着。 这一误听，成了他命悬一线的转折点。 陈毅和黄占龙转身朝糖铺走去，街上的人流稀疏，空气里却弥漫着一股紧张的气息。快到糖铺时，陈毅的脚步慢了下来。他注意到街角有个挑担的汉子，眼神总往这边瞟；茶馆里几个喝茶的家伙，手里捏着茶杯，却没喝一口，眼睛却像钉子一样盯着街面。陈毅心里一沉，拉着黄占龙拐进旁边的茶馆，找了个靠窗的位子坐下，装作闲聊。茶馆老板端来一壶茶，茶水还没凉，糖铺方向突然传来一阵骚动——几十个国民党兵冲了出来，封锁了糖铺的门，抓走了一个伙计。 陈毅的汗毛都竖起来了。他低声对黄占龙说：“不对劲，快走。”两人刚要起身，一个熟悉的身影从糖铺后门溜了出来，是糖铺的老伙计。他挤到陈毅身边，压低声音：“陈海叛变了！快跑！”这五个字像惊雷炸在陈毅耳边。他立刻反应过来，那封信是个圈套，春花酒店里等着他的，怕不是中央的同志，而是国民党的枪口。 陈毅和黄占龙兵分两路，迅速撤出县城。陈毅独自往梅岭方向赶，山路崎岖，腿伤让他每迈一步都像针扎。他咬紧牙关，靠着一根木棍支撑，钻进密林。可命运偏爱开玩笑，刚翻过一道山梁，他就撞上了一队国民党兵。 带队的军官狐疑地打量着他，喝问：“你是干什么的？带我们去找游击队！”陈毅脑子飞快转动，装出一副老实巴交的样子，点头哈腰：“好，好，我带路。”他领着这队士兵往山里走，故意挑了条崎岖小路，绕来绕去。路过一个破旧的茅厕时，他捂着肚子说：“长官，我肚子疼，得方便一下。”军官不耐烦地挥手，让他快去快回。 陈毅钻进茅厕，里面臭气熏天，墙角有个破洞。他瞅准机会，猫着腰从洞里钻了出去，头也不回地扎进密林。身后传来士兵的咒骂声，但林子太密，他们追不上。陈毅靠着对地形的熟悉，七拐八绕，甩掉了追兵，躲进了一处石缝。那晚，山里的风呼啸得像狼嚎，他蜷在石缝里，腿伤的血渗进棉袄，冻得硬邦邦的。 敌人没抓到人，气急败坏，第二天调来更多部队，干脆放火烧山。梅岭上浓烟滚滚，火光映红了半边天。陈毅和游击队的兄弟们藏在深山，靠野菜野果充饥，硬是撑了二十多天。 这场围剿，最终因“西安事变”而解围。1936年12月，蒋介石在西安被扣，国民党第四十六师急忙撤兵，梅岭的压力骤减。陈毅和游击队趁机转移，保住了革命的火种。陈海的叛变虽险些要了他的命，但也让他更坚定了信念：革命的路，靠的是对人民的信任和自己的机智。 梅岭的冬天，寒风刺骨，山林间却藏着不灭的希望。陈毅和游击队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靠着与当地群众的鱼水情深，熬过了最黑暗的日子。老百姓偷偷把大米藏在柴火里，食盐溶进棉袄，送到山上。陈毅在《赣南游击词》中写道：“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这不仅是诗，更是那段岁月中军民一心的真实写照。 陈毅从梅岭的生死劫中走出来，带着游击队继续战斗。1937年，国共合作，他率部编入新四军，奔赴抗日前线。后来，他成为新中国的外交部长、上海市长，留下无数传奇。梅岭三章的诗碑，如今屹立在赣粤边界的古道旁，诉说着那段血与火的岁月，也提醒着后人：革命的火种，是用信念和智慧点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