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国共谈判，毛泽东：将来国防部成立了，给白崇禧带五六十万兵 “1949年4月15日上午十点整，再谈不谈？”刘仲容刚踏进香山双清别墅，略显疲惫却还是抛出一句开场。屋里光线明亮，毛泽东放下茶杯，平静回应：“非谈不可，也非打不可——就看他们选哪条路。”对话短短两句，把那年春天北平空气里交织的杀伐与和平，勾勒得一清二楚。 时间得再往前推一个月。3月25日，中共中央机关自西柏坡迁抵北平，驻地选在香山。那里僻静、易守、远离市区喧嚣，既能保安全，又方便统筹华北、华东两大战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一行抵达清华园站时，叶剑英一句调侃“主席，算到我地盘了”逗得列车车厢一阵笑声。可是下车后，轻松情绪迅速收敛，谁都明白：决定中国前途的一场政治博弈已经开局。 彼时战场格局已定。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硝烟刚散，华北大局底定；解放军集结在长江北岸，随时可以挥师南下。蒋介石自知大势已去，1月卸任，留下一个千疮百孔的政府让李宗仁兜底。李宗仁认准“谈”是唯一可能的活路，一边组建官方代表团，以张治中任首席；一边派广西同乡刘仲容“打前站”，带着含糊不清的授权来到北平，试探共产党底线。 3月26日下午，毛泽东刚睡醒，便与周恩来在双清别墅接见刘仲容。那是一场针尖对麦芒的谈话。刘仲容围着江防问题转圈，“贵军不过江，南京方面一切好说”。毛泽东干脆摆在桌面：“江是一定要过的。李宗仁若真想谈，就到北平，名位照旧；白崇禧若来，可让周恩来出面接待。”随后抛出一句外人听来匪夷所思的话：“白先生喜带兵，将来国防部成立了，给他五六十万人马，够不够？”刘仲容一愣，他明白这不是客套，而是一种政治邀约：只要弃暗投明，桂系仍有舞台。 从战场实力看，这番“请将”并非虚言。白崇禧手握华中、西南残余部队，加上海防线，估算约三十万人。毛泽东给出“五六十万”不仅是诚意，更昭示未来国家机器的容量与格局：国防军将不再是党派私兵，而是共和国统一武装。在座几人听懂了分量，却无人接茬。刘仲容回南京复命，又折安徽见白崇禧，结果只有一句“划江而治，彼此无犯”。 4月1日，张治中率官方代表团来到北平。张与毛、周旧交甚笃，四年前他陪同毛泽东赴渝，又护送安全返延安，如今一下车便被热情“包围”。代表团成员带来的私下口风很松：八项和平条件，愿意以此为谈判基础；唯“战犯名单”压力太大，蒋介石三字实在难写。毛泽东心领神会，爽快删去具体姓名，只保留“应依法处理”原则。可以说，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他毫不让步，在操作细节上却留足回旋余地，这种灵活既出自政治自信，也源于对对手心理的精准拿捏。 有意思的是，从4月2日起，北平城里出现一种耐人寻味的“倒挂”景象：前方部队加紧渡江准备，后方代表们却被请进香山悠然会谈。4月5日，毛泽东挤出空挡逛卧佛寺，一路谈笑风生；4月8日又接见张治中，围炉把酒畅论未来建设——对照长江沿线炮火隆隆，这份从容让很多国民党代表暗生敬佩。黄绍竑私下感慨：“他们胸有成竹，我们无一策自救。” 4月13日晚，国共双方开始草拟《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文本四易其稿，依旧绕不开核心矛盾——江南归属。周恩来席间直言：“划江而治，无异坐以待毙。我们不过江，外援只会更多介入，你们死得更快。”对面有人沉默，有人频频点头。谈判桌上的裂缝，正是南京内部撕裂的缩影。 电波另一端，前线等待命令。4月14日，毛泽东致电第二、第三野战军司令部：“谈判尚无把握，立刻做好突击渡江准备。”军令如山，当晚宿营在蚌埠以北的解放军工兵夜色掩护下抢修浮桥，火光映得江面如昼。事实证明，无论政治斗争还是军事决断，主动权早已握在解放军手中。 同一天深夜，刘仲容第二次抵香山。他带回李宗仁“可签可不签”的模糊态度，以及白崇禧“宁当长江王”的强硬立场。毛泽东轻轻点头：“料到了。”随即吩咐周恩来：“通知代表团，准备明天继续谈，但同时请他们思考留北平工作事宜。”这是一次软硬兼施的巧手操作——政治上展示包容，军事上寸步不让。 4月16日夜，椭圆形茶几旁，毛泽东漫不经心地问贴身警卫李银桥：“银桥，你看那边会不会签？”李银桥回得干脆：“签不得，蒋介石不点头，他们怕丢乌纱。”毛泽东哈哈一笑：“那咱就准备渡江。”一句似闲谈的话，其实昭示行动时间表。 4月20日20时，万炮齐发，渡江战役打响。东起江阴、西至九江，解放军四十万大军分三路破浪而下。渡江成功的第五天，南京易帜。此时张治中等人已基本决定留在北平，他们亲眼见证何为“谈判桌背后的实力”，也明白自己与其回去陪葬，不如留下参与新国家建构。最终，张治中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黄绍竑、刘斐等人随之走上新岗位。昔日对手，今日同僚，历史就这样拐了一个大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