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徐悲鸿在香港时，遇到一个德国人售卖四箱古画，当徐悲鸿看到第三箱时，突然大喊一声：“下面的不看了，我就要这一件！”对方开口就要1万元，徐悲鸿却不假思索的同意了。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37年，徐悲鸿赴香港举办个人画展，那时的他，已是中国画坛响当当的人物，声名远播，展览期间，他结识了许多文化界朋友，在一次聚会中，朋友提及一位德国马丁夫人，手中藏有一些中国古画，马丁夫人的父亲曾在中国任职多年，收藏了不少书画，如今她因生活拮据，打算出售这些藏品，这个消息一下子引起了徐悲鸿的兴趣。 几天后，他前往马丁夫人住所查看那些被装在皮箱里的旧画，一箱一箱翻看下来，起初的几幅作品并没有打动他，大多是清末民初的工艺画，笔力平庸，缺少神韵，他的眉头越皱越紧，目光中带着些许失望，直到第三箱底部，一幅长卷跃入眼帘，画上人物神态各异，衣袂飘逸，线条流畅之中带有腾动之势，仿佛空气中还残留着当年画笔的律动，这幅画描绘的是神仙人物，共八十七位，人物布局疏密有致，神情庄严却不失生动，整幅画气韵贯通，极具唐代气象。 他心中猛地一震，多年练画的眼力告诉他，这绝非寻常之作，画中那种“吴带当风”的笔意，使他几乎可以断定，这是一幅吴道子的真迹，吴道子，唐代被誉为“画圣”，后人多有模仿，但真正能达到如此境界的，寥寥无几，这幅画虽无款识印章，却凭借其独特的线条和神采，透露出一种超越时代的力量。 当他得知马丁夫人开价一万元时，手头并没有那么多现金，为了得到这幅画，他毫不犹豫地拿出自己展览中的七幅精心之作，加上全部积蓄，才换得这件心头至宝，朋友们对此感到惊讶，认为他太冲动，他却将那幅画视为生命的一部分，他为这幅画定名为《八十七神仙卷》，并专门刻了一枚印章，名曰“悲鸿生命”，盖在画边，以示心迹。 此后，他对这幅画爱护有加，每逢朋友来访，他便拿出画来与之共赏，张大千、谢稚柳等大家在见到这幅画时，也都啧啧称奇，认为即便不是吴道子亲笔，也是唐代稀世摹本，张大千甚至说，其气势胜过流传已久的《朝元仙杖图》，这种评价，更加坚定了徐悲鸿的判断与珍视。 时局动荡不安，战火逐渐蔓延，抗战爆发后，徐悲鸿辗转各地，为救国筹款奔走，他随身携带《八十七神仙卷》，一再更换藏匿之所，唯恐其落入敌手，在一次前往南方的途中，他将画作藏于行李箱中，紧贴身侧，途中颠簸、气候潮湿，他几次冒雨检查画作，生怕受潮损坏，即便在最危险的时刻，他也未曾将这幅画交托他人。 1942年，在昆明，他所在的住所遭遇小偷洗劫，画箱被撬，里面的三十余幅画作尽数被盗，其中就包括那幅他视若生命的《八十七神仙卷》，得知此事的那一刻，他几乎瘫坐在地，久久说不出话来，之后几日，他茶饭不思，彻夜难眠，整个人仿佛被抽空了力气，多年的心血与执念，在一夜间化为乌有，这种打击远远超过了金钱上的损失。 时间一天天过去，画作的消息始终杳无音讯，他病倒了，患上高血压，精神也愈加憔悴，朋友们劝他放下，他却始终念念不忘，直到六年后，他收到一封来自学生卢萌寰的信，说在成都某地偶见一幅画，疑似《八十七神仙卷》，卢萌寰是在课堂上见过此画，她描述的细节与徐悲鸿记忆中的画作完全吻合。 这封信如一道曙光，重新点燃了他的希望，他开始设法筹款，准备亲自前往成都赎回画作，后来，一位朋友提出可以代为出面交涉，徐悲鸿考虑到对方或许比较方便行事，便将事情交托了出去，对方很快传来消息，说藏家开价二十万元，这在当时是个惊人的数字，为了筹款，他四处奔走，不断画画出售，连家中值钱的物什也变卖殆尽，妻子廖静文默默支持，还偷偷拿出自己的陪嫁首饰前去典当。 钱终于凑齐了，可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对方又提出额外的条件：再交出十幅画作，才肯交还《八十七神仙卷》，这无疑是敲竹杠，但徐悲鸿没有退缩，他继续创作，日夜不停地画，终于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画作，换回了那一卷梦中不忘的神仙之作。 画作回到手中时，他发现盖在画边的“悲鸿生命”印章已被剜去，心中一阵苦涩，却也暗自庆幸画作本身未遭破坏，他没有追问赎画过程中的种种，他只在意这幅画能重新回到他手中。 1953年，徐悲鸿病情加重，身体每况愈下，临终前，他做了一个决定，将这幅《八十七神仙卷》无偿捐赠给国家，他知道，私人再珍惜，也比不上国家的妥善保存，这幅画，曾在战火中颠沛流离，曾被贼人偷走，曾用他的七幅心血、十幅画作、全部积蓄换回，他舍不得，但更懂得舍得。 信息来源：齐鲁壹点——徐悲鸿为买一幅画，用了20套四合院的价钱，现在画估值50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