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5个美国人打晕我国人民，毛主席得知后，如何处理？ “1949年10月13日上午八点半，你听说了吗？美国人在沈阳又闯祸了！” 运煤工人老李冲着同伴喊了一句。就在这句惊呼传遍工棚时，一个牵动中外舆论的案件已经悄然走向公开舞台。 抗美援朝尚未爆发，新中国的国徽墨迹未干，沈阳街头却出现了刺眼的场景：55岁的工人姬玉衡被五名美国侨民轮番殴打，头部重创，昏迷送医。打人者当中不仅有前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瓦尔德，还有其随员、翻译、会计等人。案情一曝光，东北解放区的无线电广播整整滚动播报了三天，街头巷尾议论声此起彼伏。 姬玉衡是谁？他不过是为谋生计受聘于原美侨院的普通维修工。9月末，他被勒令独自凿除一根老旧水泥柱。半日劳作后，他提出“能否换人轮班”的朴素请求，却换来“拒绝执行命令，立即解雇”的冷冰冰通知。失去生计已经够难，讨要薪金又遭暴揍，这口气换成谁都咽不下。 沈阳市公安局在受报仅八小时后建档立案，理由简单：“新中国的土地上，任何外国人如若触犯刑律，一体平等。”可现实没这么简单。瓦尔德等人在战前曾享受领事豁免权，一纸条约就能让旧政府束手无策。如今政权更迭，法律仍须落地，众人最关心的是：人民政府敢不敢动他们？ 1949年10月16日，沈阳市人民检察署正式发布逮捕令。当天黄昏，五辆吉普围住美侨院侧门。士兵持证件入内，瓦尔德被按在墙角时，仍以生硬的中文反复嚷嚷：“我是外交官！你们无权！”押解车驶出胡同口，路人高声拍掌，一句“这回真像话”透着爽快。 消息连夜电报至北平。17日晚，中央书记处例会上，毛主席翻阅简报后说了一句：“假使不依法惩办，他们还以为1945年的军舰炮口仍对准我们。”会上拍板：全案交法院独立审理，任何人不得私下干预，但必须保证公开旁听，让群众明白法条的威力。 沈阳市人民法院随即贴出公告，“涉外刑事案公开开庭”，听审名额供工会、妇联、新闻记者报名。20日上午八点，寒风里排队的市民足有两条街长。许多人掂着饭盒，表情里既有好奇，也有“看咱新政权底气”的认真。 庭审第一天，检察官出示医师鉴定——蛛网膜下腔出血，脑震荡；再摆出现场工友证言、血迹衣物和楼梯口木制护栏的断裂段。瓦尔德原本指望“言语不通”打马虎眼，却没想到法院请来三名翻译对照记录。面对铁证，他的话越说越乱：“推搡而已……是他自己不慎滑倒……”台下传来窃笑。 有意思的是，法官并未立刻宣判，而是休庭两日，把双方过往雇佣合同、工资流水全部调档。目的很明白：让量刑依照中国法律，而不仅是一次舆论表态。22日下午再次开庭，法官引用《惩治反革命条例》和《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法》：“被告人殴打工人，致人重伤，根据刑法相关条款，构成故意伤害罪。”同时补充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域，外国籍被告不享有刑事豁免权。”全场鼓掌，掌声持续了整整半分钟。 最终判决：瓦尔德有期徒刑一年，缓刑驱逐；其余四人刑期三月至六月不等，出狱后立即限期离境。有人觉得量刑偏轻，旁听席上一位铆工喊：“就这？！”可紧跟着的一纸行政命令让质疑声骤停——所有人在押期间须参加劳动改造，每日八小时，拆除战争遗留暗堡。对1949年的美国人来说，这比禁闭更难接受。 押送出法院门口的瞬间，瓦尔德回头看了看人群。多年以后，一位旁听的记者回忆，当他听见身后有人用东北口音低低嘀咕：“莫欺人太甚”，那一刻才真切感受到旧时代的大门被彻底关上了。 毛主席怎么评？他给东北局去了份不到百字的书面批示：“庭审公正透明，群众满意即可。勿因国际压力而退让。”这八个字——“公正透明，群众满意”后来成了全国涉外案件的指导原则雏形。试想一下，刚成立的共和国若在第一起涉外案件上退缩，谈何平等外交？ 值得一提的是，“瓦尔德事件”在西方媒体上掀起不小波澜。《纽约先驱论坛报》曾以整版文章质疑“共产新政权滥用司法”，而同时期的伦敦《泰晤士报》却引用公开判决书，承认“程序合法，证据完备”。两家报纸截然不同的立场，恰好映照出当时世界对新中国的陌生与好奇。 国内层面，这起案件带来的意义更直接。第一，全国总工会顺势推动“保护工人合法权益条例”草案；第二，外交部在1950年初对外明确：“外国人在华电台须经人民政府登记审批”，堵住了旧租界时代的特权漏洞；第三，一批侨居在沈阳的外籍雇主主动为本国员工上交税单，生怕“瓦尔德第二”降临自己头上。 时隔多年再看，很多细节仍耐人寻味。比如，当时庭审记录使用的是白纸黑字的繁体竖排本，多处空格用手写“诉讼参与人签名”，体现过渡时期的档案风格；再如，姬玉衡后来被安置到市政工程队，月工资提高到五万元（旧币），在工友眼里，这是一份体面且有保障的新工作。 不得不说，人们记住的不只是那几记拳脚，而是共和国对于“平等”二字的守护。外侮在前，理直气壮；法律在手，程序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