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在东北大学后花园，张学良对已婚林徽因，轻佻地说：“徽因，来做我家庭教师吧！”林徽因斜靠银杏树，微微一笑，朱唇轻启：“少帅，我考虑下，明天给你答案。” 那个明天，林徽因并没有如约出现在张学良面前。取而代之的，是一封措辞得体的信，或许还附上了一份医生的诊断证明。 信中大意是这样的：承蒙少帅错爱，徽因不胜荣幸。然近日自觉体弱不支，旧疾有复发之兆，恐难胜任教席，更怕误了少帅学业。医嘱需静养，故打算先行返回北平，待康复之日，再为少帅效力。 这套说辞，滴水不漏。既给了这位东北太子足够的面子，又将拒绝的理由归于不可抗力的健康问题，让人挑不出错处。 但谁都明白，这只是一个借口。当晚，在与梁思成彻夜商议后，这对新婚夫妇做出了最艰难也最清醒的决定：牺牲团聚，换取安全。 林徽因走了。梁思成这位刚刚满怀抱负的建筑系主任，却被张学良以系务繁忙为由，硬生生扣在了沈阳。 少帅的目的很明确，林徽因不是想走吗？可以，但她的丈夫得留下。这不只是对梁思成专业能力的需要，更是一种无声的施压。 接下来的三年，梁思成在东北的日子并不好过。 工作量被刻意加码，教学之外的杂务缠身，而那位始终挂着校长头衔的少帅，时不时地关心一下他的生活，话里话外总会绕到林徽因的病情上，那份压迫感如影随形。 他成了事实上的人质，用自己的坚守，为远在北平的妻子筑起了一道安全屏障。 林徽因虽出身名门，但光鲜背后是不足为外人道的隐痛。她是父亲大太太唯一的女儿，而父亲偏爱二太太，这让她自小便对传统家庭中女性的依附地位有着切肤的体察。 她不可能，也不愿意让自己成为另一个被动的、等待被选择的女人。这份早熟的清醒，决定了她人生的航向。 所以，当16岁的她在伦敦遇上24岁的徐志摩时，她动心过吗？当然。那是一个才情卓绝的诗人，为她打开了康桥的诗歌世界，带她领略济慈与拜伦的浪漫。 但当她得知徐志摩为了她，不惜与怀有身孕的妻子张幼仪决绝离婚时，她退缩了。因为在她眼中，这并非浪漫，而是一种让她联想到自己母亲所受屈辱的残忍。 她理智地斩断了这段关系，不告而别。她不能接受一份建立在另一个女人痛苦之上的爱情。 多年后，当徐志摩追回国内，在北海公园快雪堂纠缠不休时，梁思成在门上贴出“Lovers want to be left alone”（情侣不喜被打扰）的字条。 这看似孩子气的举动背后，是林徽因早已做出的明确选择。她选择了踏实、儒雅且与她志同道合的梁思成。这个选择关乎爱情，更关乎对稳定家庭与共同事业的向往。 他们的结合是两个强大灵魂的并肩作战。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一起攻读建筑学开始，他们的命运就紧紧捆绑在了一起。 林徽因因校方建筑系不收女生的规定，只能注册在美术系，却坚持修完了建筑系的所有核心课程，这份执着早已预示了她不凡的一生。 她与梁思成既是夫妻，还是学术上最默契的搭档。 而张学良这位风流少帅，是民国著名的京城四少之一，自诩从来不追女人，都是女人追他，却在林徽因这里碰了壁。 他或许习惯了用权势和魅力让女人臣服，从壁咚赵四小姐，到用流利的英文泡到墨索里尼的女儿，无往不利。 但他不懂，林徽因想要的绝不是成为某个权势人物的点缀。更何况，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正是在1925年死于张学良父亲张作霖麾下奉军的枪下。 这笔血债是横亘在他们之间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面对这位杀父仇人之子的轻佻邀约，林徽因没有情绪失控，而是用一句明天给你答案化解了危机。这种极致的冷静与克制，非大智慧者不能为。 这段东北经历，也让他们夫妻二人更加珍视彼此。1931年，梁思成获准离开沈阳，夫妻团聚。数月后，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 他们庆幸逃离，也更坚定了为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做些实事的决心。他们加入了中国营造学社，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的古建筑考察之旅。 他们是一对学术侠侣，骑着毛驴，住着破庙，在荒烟蔓草中测绘、记录，发现了佛光寺，打破了日本学者的傲慢断言，为中国建筑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梁家客厅的文化沙龙，金岳霖是永远的座上宾。他毗邻而居，坦荡相伴，甚至在梁林夫妻吵架时充当仲裁。 1955年，林徽因病逝，金岳霖为她写下那副著名的挽联：“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这是知己对知己最深切的概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