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何香凝在逃离香港途中，被一伙人开枪逼停了船，船长绝望了，何香凝却说：“告诉他们，何香凝在船上，要打劫就来吧！” 1941年12月8号，日本人偷袭珍珠港，同一天，蓄谋已久的日军就从深圳河那边打了过来。英国人吹牛说能守半年，结果呢？18天，就挂了白旗。 那段时间，整个香港就像一个被捅了的马蜂窝，全乱了。有钱的，没钱的，都在找出路。码头上挤满了人，一条船票炒到了天价。就在这片末日般的混乱里，一个63岁的老太太，带着儿媳妇和两个孙子，悄悄上了一条小渔船，准备连夜溜出维多利亚港。 这个老太太，就是何香凝。 说到何香凝，很多朋友可能第一反应是“廖仲恺的夫人”、“国民党元老”。没错，但这个标签，远不够形容她。她本人，就是一部活着的近代史。她是同盟会第一位女会员，跟着孙中山干革命的时候，蒋介石还没“发迹”呢。她不光是革命家，还是个画家，她的狮子、老虎，画得虎虎生风，跟她本人的性子一模一样。 抗战爆发后，她就没闲着。在上海，她组织救护队，把自己的家当成伤兵医院和物资中转站。上海沦陷后，她辗转到了香港。她在跑马地的家，又成了抗日人士的联络点。 宋庆龄经常派人给她送信，商量怎么给前线筹款；文化圈的柳亚子、茅盾这些人，也常来她家，名为喝茶，实为“开会”。 她不光是动嘴，更是亲自动手。 她发动香港和海外的妇女，募捐、缝制军衣、做慰问品。经她手送到前线的款项和物资，都有一本清清楚楚的账。这可不是一笔小钱，是无数普通人一点一点凑起来的救国心。 所以，当日军的炮火在香港响起时，她心里清楚，自己必须走。但她要带走的，不是金银细软，而是一只沉甸甸的大皮箱。箱子里装的，全是这些年抗日救亡运动的账册、捐款人名录、还有跟各地同志联络的信件。 这东西要是落在日本人手里，会牵连多少人，后果不堪设想。 夜黑风高，小渔船借着夜色，悄悄驶离了海岸。船上的人心都提到了嗓子眼，生怕撞上日军的巡逻艇。可谁都没想到，躲过了日军，却没躲过自己人。 船刚开到外海，突然，三艘挂着黑旗的汽艇就从黑暗里冲了出来，哒哒哒一梭子机枪子弹，贴着船舷扫过去，打得水面上火星四溅。船老大是个老江湖了，一看那架势，脸都白了，哆哆嗦嗦地说：“完了，是‘海上先遣队’，一帮给日本人干活的汉奸，专抢我们这种船。” 船上的人一听，全都吓得趴在了甲板上，一片死寂，只听见海浪和匪船的马达声。船长绝望了，这帮人杀人不眨眼，今天怕是凶多吉少。 就在这时，何香凝做了个让所有人惊掉下巴的举动。她非但没趴下，反而让儿媳扶着，颤巍巍地站了起来，走到了船头。她对着那三艘逼近的汽艇，用尽全身力气，一字一句地对身边的船长说：“船长，你告诉他们，何香凝在船上，要打劫，就让他们来吧！” 船长懵了，但看着老太太那不容置疑的眼神，他还是扯着嗓子，把这句话喊了出去：“对面的兄弟听着！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就在这条船上！” 对面的汽艇上，原本嚣张的叫骂声，一下子没了。探照灯“唰”地一下打在何香凝身上，照亮了她满头的白发和那件朴素的灰布长衫。她就那么站着，不躲不闪，眼神平静得像一潭深水，却又带着一股压得人喘不过气的威严。 过了一会儿，对面船上为首的一个汉子，似乎认出了她。他愣了半天，然后默默地摘下了帽子，对着何香凝的方向，深深鞠了一躬。接着，三艘汽艇没再多说一句话，调转船头，消失在了夜色里。 一场生死危机，就这么化解了。 这帮汉奸怎么突然就“良心发现”了？其实，这事儿还有另一种说法，也是后来流传更广的一种。说拦截他们的，不是汉奸，而是一伙走投无路的海盗。而这伙海盗的头目，曾经是十九路军的士兵。 十九路军，就是当年在上海“一二八事变”里，跟日本人硬碰硬打过一仗的铁血部队。何香凝当时在上海，发动各界力量全力支援他们，送衣送粮送药品，是他们最困难时最坚实的后盾。这些溃散的老兵，落草为寇，但心里的那份家国情怀和对何香凝的敬意，还没被磨灭。 他们可以抢劫商贾，但绝对不会动这位他们心中如母亲般敬重的“革命老妈妈”。 安全抵达内地后，她一天也没歇着。她把自己珍藏多年的书画拿出来义卖，筹款继续支援抗战。有人说，她的画，一笔一画，画的不是山水猛虎，而是民族不倒的傲骨。 到了晚年，新中国成立，她被委以重任，官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但她生活依旧简朴，住的还是北京后海那个小院子。她把自己毕生的积蓄和画作，几乎全都捐给了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