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第一外交家”顾维钧，三任妻子为他铺路搭桥走上高位，他却称第四位才是“主爱”。 顾维钧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外交家，他活了将近一百岁，一生经历了四段婚姻。 这四段婚姻各有特点，也对他的人生和事业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用顾维钧自己晚年的话来说，这四段婚姻分别是：原配妻子是父母安排的，第二位妻子带来的是地位，第三位妻子带来的是财富，只有第四位，才是真正的感情。 顾维钧的第一段婚姻，是他年轻时父母给安排的。女方叫张润娥，来自上海一个家境不错的医生家庭。张润娥的父亲很看好顾维钧，觉得他将来会有出息，所以不仅把女儿嫁给他，还出钱供他去上海念书，后来又卖掉了家里一部分财产，支持他去美国留学。 顾维钧在美国学得很好，拿到了博士学位。但问题在于，他对这位由父母安排的妻子没什么感情。张润娥从小接受的是传统教育，两人在思想观念上差距很大。顾维钧回国后，尽管结了婚，但这段婚姻对他而言更像是一种责任而非感情。 后来，顾维钧遇到了对他事业更有帮助的人，便坚持与张润娥离了婚。离婚后，张润娥心灰意冷，出家做了尼姑，她的父亲也因此抑郁成疾，最终去世。这段婚姻的结束，对张润娥和她的家庭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 顾维钧的第二位妻子叫唐宝玥，她的父亲是当时的大官唐绍仪。和唐家结亲，对顾维钧的事业起了很大的助推作用。在岳父的帮助下，顾维钧很快在外交领域崭露头角，年纪轻轻就担任了驻外使节。 唐宝玥本人也受过良好教育，两人感情不错，还生了一儿一女。可惜好景不长，1918年，唐宝玥染上当时流行的西班牙流感，不幸病逝。虽然婚姻时间不长，但这段关系让顾维钧真正进入了高层圈子，为他后来的外交生涯奠定了基础。 妻子去世后不久，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表现出色，名声大振。这时，他遇到了第三位妻子黄蕙兰。黄蕙兰的父亲是东南亚的富商，家底极其丰厚。 黄蕙兰本人也很有能力，会讲多国语言，擅长社交，在外交场合非常活跃。结婚后，她用自己的钱帮顾维钧装修使馆、举办宴会，甚至买下豪宅作为外交活动的场所，让顾维钧在外国人面前显得很有排场。 这段婚姻持续了三十多年，黄蕙兰的财富和人脉为顾维钧铺平了通往外交总长的道路。但两人在生活态度上有很大不同：顾维钧习惯节俭，而黄蕙兰喜欢奢华。长期下来，感情逐渐冷淡，最终在1956年离婚。 离婚后，顾维钧已经七十多岁了，但他很快又开始了第四段婚姻，对象是比他小十七岁的严幼韵。严幼韵之前也有过一段婚姻，丈夫在战争中牺牲，她独自带大三个孩子。 两人其实早在三十年代就认识，彼此了解。结婚后，严幼韵把顾维钧的生活照顾得非常周到。她每天凌晨起来为他准备温牛奶，亲手缝制他需要的衣物，细致到连拖鞋都考虑防滑。 顾维钧晚年写回忆录，五百万字的文稿，也是严幼韵一点点帮他整理出来的。两人感情深厚，互相陪伴了二十六年，直到顾维钧九十八岁去世。顾维钧曾说，这段婚姻是唯一以感情为基础的，他称之为“主爱”。 回顾顾维钧的四段婚姻，每一段都和他的人生阶段、事业需求紧密相连。前三次婚姻，要么是父母安排，要么是看重对方的家世或财富，确实在物质和地位上给了他很大帮助。 但真正让他晚年感到温暖和满足的，还是和严幼韵之间纯粹的感情。这种变化也反映了顾维钧在不同年龄阶段对生活的不同理解，年轻时追求事业与地位，年迈时更珍惜真心相伴的温暖。 作为外交官，顾维钧为国家做过不少重要的事，比如在巴黎和会上拒绝在不平等条约上签字，维护了国家尊严，后来又代表中国参与创建联合国。 在公事上，他贡献突出；而在私人生活上，他的婚姻选择虽然引发过议论，但也展现出那个动荡年代里，个人命运与时代背景交织的复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