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在中越战俘遣返仪式上，“叛变”军官汪斌拖着仅37公斤重的身体，颤颤巍

1990年，在中越战俘遣返仪式上，“叛变”军官汪斌拖着仅37公斤重的身体，颤颤巍巍地向我方走来。人群中突然响起咒骂声，他微微一震。事后，副师长握着他的手：“我相信你！” 1990年1月，中越边境，一次特殊的战俘遣返仪式正在进行。当一个身影从越方那边走过来的时候，我方迎接的人群里起了一阵骚动。那人走得很慢，几乎是拖着身体在挪动，瘦得像一架会走路的骨头架子，头发花白，眼神空洞。 谁也想不到，这就是失踪了六年的副指导员汪斌。 六年，两千多个日夜，他经历了什么？没人知道。现场的医生一称，体重，37公斤。一个一米八的山东汉子，只剩下这点分量了。 就在妻子扑上去抱住他痛哭的时候，人群中，不知是谁，突然尖锐地骂了一句：“叛徒！” 这个词像一根针，狠狠扎在汪斌的耳膜上。他那几乎没什么反应的身体，在那一刻，微微震了一下。 也许，敌人的酷刑没能让他垮掉，但同胞的这一声咒骂，却让他感受到了刺骨的寒意。 好在，混乱中，一位首长走了过来。他是我军的副师长，陈赓大将的儿子——陈知建。他没有多余的话，只是紧紧握住汪斌的手，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汪斌，欢迎你回来！我相信你！” 这一握，这句话，比任何审查报告都更有力量。那么，汪斌到底是不是叛徒？他被俘的这六年，究竟藏着一个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 这事儿，得从1984年的老山战役说起。 一瞬间，2连的指挥层就全部牺牲了。连长、指导员、副连长……全没了。关键时刻，汪斌这位副指导员，吼着嗓子把剩下的人聚拢起来，硬是带着残兵杀出了一条血路， 撤回了相对安全的地带。 按理说，他已经尽力了，死里逃生，没人会怪他。可汪斌心里过不去那个坎。清点人数时，他发现副连长丛明和许多战友的遗体，还丢在阵地上。 “要把他们带回来。” 汪斌向营长请求。 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回去就是九死一生。但汪斌很坚决，那种军人之间“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的情义，让他顾不上那么多了。最后，他带着两名战士，悄悄潜回了刚才的战场。 也正是这次不甘心的返回，让他迎头撞上了越军的巡逻队。一阵乱枪过后，两名战士牺牲，汪斌左腿中弹，倒在地上。他身上只剩下两颗手榴弹，枪也没了。当越军围上来时，他下意识地对着不远处还在坚持战斗的战友花国顺大喊：“向我开枪！快！” 他想死，死在自己人的枪下，也算是一种体面的结局。但花国顺怎么下得去手？他眼睁睁地看着汪斌被枪托砸晕，然后被越军像拖一条死狗一样拖走。 被俘的那一刻，汪斌想的，就只有“死”这一个字。 在越南的战俘营里，他成了越军的“重点关照对象”。因为从他身上搜出的望远镜、指挥旗，暴露了他指挥员的身份。越军想从他嘴里撬出情报，自然是软硬兼施。 但汪斌嘴比石头还硬。问什么，他都只有三个字：“不知道。” 越军的耐心很快耗尽了。饥饿是家常便饭，毒打更是稀松平常。他们把他扔进水牢，用电击他，甚至给他注射不明药物。汪斌被折磨得不成人形，但他始终没吐露一个字。 既然敌人不让他死，他就自己找死。他用裤腰带上吊，被看守发现救下；他绝食，被强行撬开嘴灌食。每一次自杀失败，换来的都是更残酷的毒打。 在这样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日子里，汪斌唯一支撑下去的念头，就是“逃出去”。 1987年，他策划了一次越狱。他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每天趁着放风，偷偷用铁钉和石块磨墙角的石头。在那个不见天日的牢房里，他硬是挖出了一个能容纳身体的洞。在一个雨夜，他成功逃了出去。 然而，长期的营养不良和伤病，让他的身体早已垮掉。他凭着一股意志力跑出了几公里，最终还是因为体力不支，栽倒在路边， 再次被抓了回去。 这次失败的越狱，让他彻底陷入了绝望。剩下的日子，他不再挣扎，也不再说话，只是像个活死人一样，麻木地等待着一个未知的结局。他不知道，祖国还记不记得他。 时间一晃到了1990年。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中越关系缓和，双方开始了战俘交换。汪斌，就在第一批遣返的名单里。 于是，就出现了开头那一幕。 他回来了，却带着一身的伤病和“叛徒”的骂名。在疗养院里，经过长达一年多的隔离审查，组织最终给出了公正的结论：汪斌在被俘期间，立场坚定，表现顽强，没有泄露任何军事机密，无任何叛变行为。 他恢复了军籍和党籍，还被授予了上尉军衔。 可是，他的身体再也回不去了。严重的胃病、风湿病，还有几乎失聪的耳朵……这一切都让他无法再适应部队高强度的生活。1993年，汪斌带着一身的功勋和伤痕，转业回到了山东邹城老家，成了一名普通的电力工人，从此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