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新婚后不久，才女作家苏青就撞见丈夫与表嫂约会，她隐忍不发，接连生下5

1934年，新婚后不久，才女作家苏青就撞见丈夫与表嫂约会，她隐忍不发，接连生下5个孩子，一次，她向丈夫要钱买米，丈夫甩了她一耳光：“你也是知识分子，干嘛找我要钱，想要钱自己去赚啊！”

深夜，上海弄堂里，苏青的笔尖在纸上颤抖，字里行间是她十年的屈辱与觉醒。1934年的上海，租界里的灯红酒绿与弄堂的柴米油盐形成鲜明对比。苏青的新婚之家在法租界一角，窄小的弄堂房子里，摆着她从娘家带来的几本旧书。

那时的她，20岁，满心以为嫁给李钦后是幸福的起点。婚礼上，她穿着旗袍，脸上带着羞涩的笑，亲戚们夸她“知书达理”，婆婆却在席间嘀咕：“希望早点生个大胖小子。” 第二天，喜悦尚未消散，她推开卧室门，却看见丈夫李钦后与表嫂并肩坐在床边，表嫂的手轻轻搭在他的臂上，低声笑道：“我还以为你娶了媳妇就忘了姐姐呢。”李钦后斜了她一眼，语气轻佻：“娶她不过是给家里个交代，你才是我的心头好。”

苏青僵在门口，心像被针扎了一下。她想冲上去质问，却被婆婆的咳嗽声打断，只好默默退回厨房，眼泪混着洗菜的水流下。 那个年代，离婚是不可想象的丑闻。苏青的母亲曾告诫她：“女人嫁了人，就得守本分，忍字当头。”她咬紧牙关，告诉自己，只要贤惠懂事，丈夫总会回心转意。

她开始埋头家务，烧饭、缝衣、伺候公婆，连喘口气的空闲都没有。接连几年，她生下四个女儿，婆婆的脸色却越来越难看。每次她抱着孩子，公婆的目光总是掠过她，直勾勾地盯着襁褓，叹气道：“又是个赔钱货。” 李钦后在外花天酒地，回家却对苏青百般挑剔。

一次，她因产后虚弱，脸色苍白，李钦后与表嫂当着她的面嘲笑：“瞧你这副病怏怏的样子，哪还有点女人味？”苏青低头不语，手指攥紧了衣角，指甲几乎掐进肉里。家里的经济也每况愈下，李钦后挥霍无度，常常一掷千金请客，却连孩子的奶粉钱都不愿出。

1941年，第五个孩子出生，是个儿子。婆婆终于露出一丝笑意，但那笑意只给了孩子。苏青拖着刚生产完的身体，忙着洗尿布、熬粥，婆婆却冷冷地说：“儿子总算有了，你可别拖后腿。”那年冬天，家里米缸见底，孩子饿得哇哇大哭。苏青鼓起勇气，低声向丈夫开口：“能不能给点钱买米？”李钦后醉醺醺地抬起头，斜眼看她，忽地一巴掌甩过来：“你也是知识分子，干嘛找我要钱？想要钱自己去赚啊！”

脸上的刺痛让苏青踉跄一步，她捂着脸，泪水在眼眶打转，却硬生生咽了回去。

这一巴掌，像一记惊雷，炸醒了沉睡的她。从那天起，苏青开始偷偷写作。深夜，孩子们睡下后，她点亮油灯，在桌子上铺开纸张。她的笔下，是婚姻的苦涩，是婆家的冷眼，是丈夫的背叛。她回忆起少女时代，父亲留下的书堆里，她曾读过《红楼梦》，贾宝玉的痴情让她向往爱情，可现实却像一盆冷水，浇灭了她的幻想。

她的第一篇作品《产女》在《论语》杂志发表，读者来信称赞她的文字“像刀子般锋利，割开生活的真相”。 写作成了她的救赎。1943年，她将十年婚姻的辛酸写成《结婚十年》，书一出版便席卷上海。书店门口排起长队，读者争相传阅，有女人读完后泪流满面，写信说：“苏青，你写出了我的心声。”张爱玲在私下评价：“她的文字，像一个人坐在你对面，娓娓诉说，却字字刺心。”

但写作带来的光芒并未照亮她的生活。李钦后对她的成功嫉恨交加，公开指责她“抛头露面丢人现眼”，甚至污蔑她与编辑有染，当众对她拳脚相向。苏青终于下定决心，带着五个孩子离开李家。离婚后，李钦后拒绝支付抚养费，她只能靠稿费和编辑工作养家。

上海的冬天，租来的小屋四处漏风，她一边咳嗽一边改稿，孩子们挤在一张床上取暖。

1944年，《结婚十年》再版第20次，苏青的名字传遍上海滩。她受邀参加文人聚会，穿着朴素的布衣，站在一众西装革履的男人中，显得格格不入。有人问她：“苏女士，写书这么赚钱，为何还过得这么清苦？”她笑而不答，低头抿了一口茶。

那一刻，她想起离婚那天，收拾行李时，婆婆冷冷地说：“带着这么多孩子，你走得出这门，可走不到明天。”她也想起李钦后最后一次打她时，邻居的窃窃私语：“这女人疯了吧，敢跟男人对着干？” 她挺直了背，目光穿过人群，望向窗外的黄浦江。江水滔滔，像是她的心，翻涌着不甘与希望。

苏青的笔从未停下。她用文字为无数女性发声，揭开婚姻的伪装，撕碎父权社会的遮羞布。她的故事不仅是一个女人的抗争史，更是1940年代中国女性觉醒的缩影。晚年，她住在上海一间逼仄的小屋，身边只有小女儿相伴。1982年，她在病痛中去世，但她的文字，依然在读者心中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