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北大校长蔡元培出资1000大洋邀请爱因斯坦来华，然而，爱因斯坦却对酬金不满，他希望北大将1000大洋提高到1000美元，对于这一要求，蔡元培犹豫了。 1922年的中国，啥样？北洋政府当家，军阀们你方唱罢我登场，社会乱糟糟的。但在北京大学，蔡元培先生正憋着一股劲儿，要把北大办成世界一流的大学。 他搞“兼容并包”，把陈独秀、胡适、李大钊这些新派人物全请进了校园，北大一下子就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思想活泛得不得了。但蔡元培觉得，这还不够。光咱们自己人热闹不行，得把全世界最顶尖的大脑请来，让北大的学生们开开眼，直接接触世界最前沿的学问。 他盯上谁了呢？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1919年，广义相对论被证实，爱因斯坦一夜之间成了全球学术界的超级巨星。1921年又拿了诺贝尔物理学奖，那更是不得了。蔡元培早就动了心思，1921年他去欧洲考察的时候，就亲自跑到柏林爱因斯坦的家里去拜访，当面发出了邀请。 可惜，爱因斯坦当时要去美国，就婉拒了，说“以后有机会再说”。 这事儿搁一般人可能就放下了，但蔡元培没放弃。他回国后，继续通过驻德公使跟进，铆足了劲要把这位大神请来。 终于，机会来了。1922年，爱因斯坦受日本一家出版社的邀请，要来亚洲讲学。蔡元培觉得，这可是天赐良机，他可以顺道来中国啊！于是，北大方面正式向爱因斯坦发出了邀请，承诺在北京讲学两个星期，酬金是1000块大洋，并且包揽一切差旅食宿。 1000块大洋在当时是个什么概念？那会儿北大顶级教授，比如胡适，月薪也就三百到四百大洋。蔡元培自己的月薪，也不过六百大洋。这1000大洋，相当于一个顶级教授两三个月的工资，绝对是一笔巨款了。可以说，蔡元培和北大为了这次邀请，是拿出了血本的。 然而，爱因斯坦的回信，给这份热情浇了一盆冷水。他那边对酬金不太满意，提出了自己的条件：每月1000美元。 美元和大洋，一字之差，天壤之别。按当时的汇率，1000美元差不多能换到1800多块大洋，几乎是北大最初报价的两倍。这个数字，对于当时经费本就紧张、还时常拖欠教职工薪水的北京大学来说，压力山大。 蔡元培犹豫了。这钱，给还是不给？给，学校的财政要勒得更紧；不给，这个能让中国学界与世界顶峰对话的机会，可能就这么溜走了。 最后，蔡元培一咬牙，答应了！ 他为什么这么“豪横”？我想，这不仅仅是花钱请客那么简单。在蔡元培心里，这笔钱是对知识的尊重，是为国家买一张进入世界顶级学术圈的门票。他赌的是，爱因斯坦的到来，能给这片古老的土地带来思想的震撼，能激励一代青年人投身科学。这种无形的价值，是金钱无法衡量的。 说到这儿，你可能觉得，钱的问题解决了，这事儿不就成了吗？可历史偏偏就爱开玩笑。爱因斯坦最终，也只是路过了中国。 问题出在哪？ 事情是这样的：爱因斯坦按计划先到了日本讲学。在他待在日本的那一个多月里，他一直在等北京大学方面给他一个确切的日程安排和邀请函。然而，左等右等，北京那边像断了线一样，杳无音信。 爱因斯坦是什么感觉？他大概会想：“我都答应了，钱也谈好了，怎么对方没下文了？难道是不想请了，或者出了什么变故？”等了五个星期后，他彻底失望了，认为北大的邀请已经作罢。 1922年12月，还在日本的爱因斯坦给蔡元培写了一封充满歉意的信，说因为一直没收到北京的消息，他猜想约定已经取消，所以自己已经安排了回欧洲的行程，不能来中国了，对此深感遗憾。 你看，这事儿就这么黄了。不是因为钱，而是因为最基本的联络工作没到位。为什么会这样？史料没有给出确切答案，可能是因为当时国内政局动荡，信息传递不畅；也可能是北大内部的办事效率出了问题。总之，在一个关键的环节上，他们“掉线”了。 虽然没能去成北京，但爱因斯坦确实来过中国，两次。都是在他往返日本的途中，在上海短暂停留。 第一次是1922年11月13日，他就是在上海的船上，接到了瑞典领事馆的正式通知，告诉他获得了诺贝尔奖。上海的文化界人士和学生们热情地欢迎了他，还办了宴席，游览了城隍庙。 第二次是12月31日，从日本返回欧洲途中，他又在上海待了两天。 这位科学巨匠，对当时的中国留下了什么印象呢？在他后来出版的私人旅行日记里，我们看到了一些相当刺眼的评价。他觉得中国人“肮脏、迟钝”，像“机器一样麻木”，甚至说“如果这些中国人取代了其他所有民族，那真是遗憾”。 这些话，今天听起来非常刺耳，是赤裸裸的种族偏见。这当然反映了那个时代西方人普遍存在的傲慢和偏见，爱因斯坦也未能免俗。这也让我们从另一个侧面理解，为什么他对来中国讲学这件事，没有表现出足够的热情和耐心。在他眼里，这或许只是一个落后、麻木、生存都很艰难的地方，他对这片土地和人民缺乏真正的兴趣和尊重。 所以，他会把酬金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他会因为联络上的延迟而轻易放弃。因为在他心中，这趟中国之行，或许本就不是一个非去不可的“圣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