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2月27日傍晚，台北市南京西路天马茶房前，一个中年寡妇正守着自己的烟摊招徕顾客。
她叫林江迈，带着一儿一女艰难度日。突然，台湾省专卖局专员叶得根带着九名缉私队员围了上来。林江迈哀求解释，换来的却是枪托重击，她被打得头破血流。围观群众愤怒了，冲突中，缉私员傅学通开枪，当场打死了无辜市民陈文溪。
这不是一次孤立的暴力事件。
愤怒的爆发
第二天，台北市民拥向警察局和宪兵团，要求严惩凶手。下午，四五百名群众来到行政长官公署请愿，卫兵竟开枪射击，当场打死数人。
事件迅速升级。罢工、罢课、罢市席卷全岛，民众围攻机关、烧毁专卖局、释放囚犯，与军警不断发生流血冲突。由于国民党在台兵力不足，起义群众很快控制了除高雄、基隆以外的大部分地区。
3月2日，台北市民众成立“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提出“三十二条要求”，包括实行地方自治、保障人民基本权益、废除专卖制度。这是台湾同胞对民主自治的正当诉求。
台湾光复
官逼民反
这场冲突的根本原因，用国民党主席马英九2005年的定性来说，是“官逼民反”。
光复后的台湾，民众的期望迅速变成了失望。国民党接收大员们热衷于“三洋开泰、五子登科”——捧西洋、爱东洋、要现洋，抢金子、房子、票子、车子、女子。台湾百姓的民谚说得透彻：“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政治上，行政长官公署集行政、司法、立法、军事大权于一身，“形式上很近似于日本统治时期的总督”。台湾本地人几乎没有参与政治的机会。经济上，专卖制度垄断烟酒，与民间资本发生严重冲突，米仓台湾竟闹起了米荒。
失望变成了愤怒，愤怒变成了反抗。
陈仪抵台
镇压
为了改变局面，陈仪开始推动成立“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希望将暴力宣泄转变为和平谈判，并实现合理的改革。3月8日深夜，奉命来台的整编第二十一师在基隆上岸。随后一个星期，暴力镇压、滥捕滥杀在全岛展开，大批台籍精英和基层百姓在此期间丧命。
具体死亡人数，至今仍有争议。有说法称超过两万人。民进党当局年年炒作这个话题，但真相被政治操弄裹挟，反而越来越模糊。
台湾作家白先勇的父亲白崇禧，当时以国防部长身份赴台宣慰善后，从3月17日到4月2日的十六天里，救下了不少台籍人士的性命。白先勇后来写道：“二二八事件不仅是台湾史上，亦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一个大悲剧……同是被日本军国主义迫害的两地人民，在二二八事件中竟然互相残杀起来，留下巨大的创伤和难以弥补的裂痕。”
二二八事件
一道伤疤
“二二八”是一道伤疤，刻在台湾社会的肌理上，几十年不能碰触。戒严时代，“二二八”是禁忌，不能随便谈论。直到1987年解严后，这段历史才逐渐浮出水面。
但浮出水面的同时，它也被政治势力盯上了。民进党等绿营人士早就把“二二八”当成反国民党的“道德工具”，借此号召本省人仇视外省人。蔡英文声称“推动转型正义是台湾最重要民主工程”，但她推动的“转型正义”，实质是把历史伤痛政治化，为“台独”分裂活动张目。
国台办的定性很清楚：“二二八事件是台湾同胞反抗专制统治、争取基本权利的正义行动，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一部分。”参与抗争的组织和民众，从未提出任何“自外于中华民族、另建独立国家”的诉求。
一道伤疤，本该被小心翼翼地抚平。可有人偏偏要把它撕开，撒上盐，然后告诉所有人：看，这是你们应该恨的。
历史不该被篡改，伤痛不该被消费。那些在林江迈被枪托砸中时愤怒的台北市民，那些在全岛冲突中倒下的人，他们想要的，从来不是分裂，是一个能让他们当家做主、有尊严地活着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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