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涨了，为什么大家不敢马上多花钱？政府发补贴，为什么效果时好时坏？利率下降了，消费为什么还没起来？

央行的前瞻指引究竟是为了什么？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布了获奖名单，两位获奖的经济学家霍尔和伍德福德都做了与普通人消费息息相关的研究，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词——预期。

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浙大民营经济研究中心理事长史晋川，站在学界和学者的角度，为我们上一堂生动的经济学课。对于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两位得主霍尔和伍德福德，他们的理论在以往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当中多少都有所接触。

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对他们贡献的描述，是认为他们给了宏观经济政策推行的一个更加稳定的微观经济基础。无论是宏观经济理论的微观基础，还是宏观经济政策实施的微观理论基础，总体上就是通常所讲的"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

霍尔和伍德福德教授的研究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五六十年代许多经济学家、特别是研究宏观经济理论微观基础的经济学家研究成就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

比方说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美国芝加哥大学非常著名的教授、货币主义大师、市场经济理论大师弗里德曼就针对凯恩斯经济理论当中的收入决定分配理论和公式做了进一步发展。在凯恩斯的理论中，严格地讲，是当期的收入决定了当期的消费，即收入决定消费的理论。

弗里德曼则认为，凯恩斯的理论是当期收入决定当期消费，相当于"月光族"式的消费模型。于是弗里德曼提出了"恒久性收入"的概念——你当期的消费肯定受到当期收入的影响，但同时也受到你未来收入的影响，这就是"永久收入假说"。

比如说，我预期到明年会涨工资，虽然这件事还没有兑现，但我感觉到涨工资这件事情，假设它是不可逆的，那么我家庭的消费水平就可以提高。同样地，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莫迪利亚尼教授在生命周期理论当中有很大贡献。

生命周期理论实际上是一种跨时期选择，告诉我们所有微观主体的决策——特别是消费决策——都跟我们在一个长时期当中的收入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这个月的消费决策不仅取决于这个月的收入，还会取决于下个月的收入，乃至下下个月和更长久以后的收入。

这样的概念一提出来，在永久收入和消费的关系上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进来了，这个因素就是预期。我们当前的消费开支正因为跟未来收入有关，因此对未来就业和收入的预期决定了当期的消费，对现在的消费会有很大影响。

而今年两位诺奖得主实际上是在这个领域又向前走了一步。霍尔教授提出了随机的概念，伍德福德教授则提出了政策方面相关的概念。

简单来讲，霍尔的意思是：即使未来的收入会决定我们现在的消费决策，但未来收入的不同类型，对现在的消费决策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

打个比方，一个大四学生听说自己今年可能拿到一等奖学金，这对他来说是比较大的一笔钱，寝室同学起哄要他请客，他可能就请客到食堂里吃一餐。但这笔奖学金并不会影响他比较长时期的消费变化，因为它是一次性的收入，不是一个长期的变化。

但如果他在工作中升职了，加工资了，这个收入就不一样了，就会影响到较长时期的消费——有更多的收入，预期收入在增加，于是会提升消费，即所谓消费升级。

所以这对我们今天来说也有重要的政策启示：发放一次性消费券对消费者个体决策行为的影响，可能是比较短暂的效应，而不是具有长久的效应。我们在出台宏观经济政策时要参考到这些问题。

伍德福德教授的研究则对政策出台时各种政策在时间上的不同效应做了很好的阐述，比如利率短暂的下降和利率持续的下降，可能产生的效果是不一样的，这也都是对消费者预期产生影响。

关于霍尔的得奖发现与弗里德曼研究的本质区别，史教授认为，霍尔的思想从弗里德曼、从莫迪利亚尼的生命周期理论、从跨期选择里都已有体现。霍尔的贡献，第一是把这一思想做了进一步的深入和细化：未来的收入到底是什么类型，产生的效应是不一样的；

第二是把它模型化，放到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当中作为一个比较基础的模型。也就是说，原来凯恩斯理论当中如果写作=()Y=f(X)，Y是消费，X是收入，那么这是单期的；现在加进去的是不同期的因素，以及随机的因素。

所以有一句话叫做"消费只对关于未来的新信息做出反应"。道理很简单，如果未来预期非常稳定，比如过了五年升中级职称、再过八年升高级职称，这种稳定的收入预期变化，对消费决策不会有很大影响，因为已经算进来了。

但如果有新的因素进来，而且这些新因素带有持久性影响，那么这个影响就会比较大。举个例子：原本一位大学做基础研究的教授，人生路线是在某个年纪是副教授、某个年纪是教授，再往上有可能成为院士，这是可以规划的；

但今天突然来了人工智能，他一下子可以创业了，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变量，可能会影响整体效应，整个消费模式就会发生变化。这种思想实际上与理性预期对政府政策的思想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理性预期理论强调：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一旦被微观主体预期到，那么这个政策就大大打折扣；如果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出其不意的，影响到了微观经济主体，那么这个政策的效果反而比较好。

也就是说，一个东西被微观主体已经预期到了，对其行为改变的效应就比较弱；一个东西如果没有被预期到，改变其行为的效应就比较强。所以一个政策若要立竿见影，反而应该是没有被预测到的，应该是出其不意的——这正是卢卡斯批判的核心。

当时讨论的菲利普斯曲线、就业失业和凯恩斯主义下通胀关系的失灵问题，就是如此：曲线不是沿着原来的轨迹变化，而是整个向右上方移动。本质上是人们意识到了政府会进行什么样的宏观调控，所以企业提前做了比如是否招聘的选择。

谈到消费问题，当前"十五五"规划提出消费要从五十万亿到六十万亿，国家也在扩大消费、鼓励居民消费，前段时间还发放了很多政府补贴。结合霍尔的理论来看，怎样的消费政策或个体行为性的东西，才能真正把消费变成增长的核心动能？

史教授表示，现在很多学者强调要让老百姓"有钱花"和"敢花钱"。有不少学者提出，政府可以在收入分配方面出台一些政策，提高老百姓的收入水平，包括发放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从收入入手刺激老百姓消费。

还包括改善社会保障，比如养老、医疗福利、医疗保障体系等等，让老百姓敢花钱。这些做法从道理上讲都是对的。

因为今天中国居民的消费开支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还不到50%，不仅与发达国家相比，就是与中上收入国家相比也有很大差距，别国已达到60%几、70%几。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来促进消费的增长，这个道理是对的。

同时我们也知道，中国居民的储蓄额还是非常巨大的，尽管有的说法是20%的人储蓄占到了80%，但整个居民的储蓄额还是非常巨大。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预防性储蓄：孩子以后上学怎么办？

生病去医院怎么办？年纪大了退休了养老怎么办？脑子里有这么多"怎么办"，大家就会有意识地多储蓄。

所以如果改善居民的医疗保障条件，在社会保障上更多地托底，让居民的养老保障范围进一步扩大、水平进一步提升，就会部分地打消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预防性储蓄动机下降之后，在现有收入或将增加的收入里面，就会有更多的部分用于消费。

还有一些政策建议从收入分配方面着手，解决收入分配过于悬殊的问题。因为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收入越高的人，边际消费倾向越低；收入越低的人，收入增加之后的边际消费倾向越高。

换句话说，收入高的人实际消费开支占收入的比重相对较低，因为他的消费已经比较自由；收入很低的人为生计所迫，必须花钱，赚到的钱绝大部分都要花掉。

所以如果国家在收入分配问题上花更大的力气，做到提高低收入者、稳定中等收入者、调节高收入者，那么低收入者的收入增加会带来更多消费，而对高收入者增加税收、使其收入稍微下降，并不会对其消费有什么影响。

这样对社会总消费都是正向影响，因为一个人的消费又会变成另一个人的收入，才能形成正循环，而不是陷入"节俭悖论"。

上述对策——无论是增加居民收入、给予消费补贴、一次性发放，还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健全、收入分配调节——都是从收入角度提升居民消费的很好的对策和建议。

但是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形态，可能我们的思维应当超越这种从收入和消费单一关系视角来谈居民消费和全社会内需提升的问题。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二十多年前中国曾经历了一次居民消费结构的转型，那一次转型也遇到了消费不足和经济通货紧缩倾向的问题，和今天很像。

现在的问题是：同样是经济发展阶段发生变化，同样是居民消费结构开始变化，同样面临外部冲击，为什么这一轮转型比较艰难？

短期措施如提高收入、刺激消费都没有问题，但直观上来讲，与二十多年前相比，我们没有形成"改革开放－产业转型升级－居民收入提高－消费结构转型"这样的循环，这个良性循环到现在为止没有形成，直观上看卡在了消费者端，

但关键是这个循环的每一个环节都可能缺少了什么，或者环节与环节之间缺少了衔接。

史教授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从根本上来讲，首先在改革上，我们有没有一些措施，使得这些改革措施落地之后，有一批产业能够起来，而这批产业起来正好满足居民消费结构转变的需要，就像上一轮住房制度改革带动房地产兴起、

整个经济带动起来、居民收入提高、最终消费需求得到满足一样。有没有这个潜在空间？至少潜在是有的，但我们没有这么做。

在服务性领域里的很多行业，实际上并没有放开，坦率讲没有放开，包括医疗、养老，包括像游戏这样的行业前几年还被打压过，包括教育——当然学科内培训不行，但校外教育实际上存在过度管制。

如果这些领域放开，既满足了国家发展转型升级战略，又让民营经济和民间资本有了更多进入市场的机会，同时也满足了居民的消费。比方说市场放开。

原来浙江有这么多专业市场，但大型零售百货市场放开时还是很紧张，后来逐步放开。但你想象不到企业家马云会搞出天猫淘宝，京东也出来了，这不是政府能够想象的。

所以放开那些领域并非一定会怎样，但顺应居民消费结构向服务型转型，所对应的能够提供这些产品的很多领域是需要改革的，需要市场的放开，需要更宽的准入——这可能都不是一个产业政策的逻辑，而是一个简政放权的逻辑。

过去那个阶段靠调动各种土地要素，现在还有很多可以被调动的服务产业要素。如果说改革开放最初和中期阶段，是很多要素一直没有被调动起来，那么今天我们大概所有的要素都被调动起来了，但这些要素向哪些部门流动的自由度还没有大大拓展。

要素要发挥效应，一是被调动起来，二是能够流动。要素不流动，是不会有优化配置的。

史教授举例说，他曾当过知识青年三年当农民，种地时土地这个要素被利用起来，但不能流动，效益就很低；如果可以流动，这块土地可以用来办乡镇企业、办工厂、租出去搞农家乐，流动起来，使用这个要素的人就能获得更高的收益，价格就变成调节的规则。

过去的房地产是一个巨大的要素，放在那里就是明显能够看得到的几十万亿产业；而现在的要素是分散的，调动性又不足，是一个更难的、更系统性的工程。

史教授经常强调一句话，叫"供给创造需求"，这是百多年前萨伊讲的萨伊定理。

二十多年前居民消费结构转变时，有一些新的、跟服务有关的业态出现了：阿里巴巴、天猫淘宝，到后来的余额宝、支付宝，再到微信红包等等——这一系列创新都在服务行业，交易、金融等等。网上也论坛起来了，支付宝余额宝大家都在用，微信都在转账。

这是用新技术和改革开放思维发展出新的行业、新的产业，既使国家产业转型升级，同时雇用大量劳动力解决就业，又满足了亿万老百姓的需求。谈到服务性消费，史教授坦言自己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只能比较粗略地谈。

他认为用改革开放和创新的思路实际上是可以造就这个循环的。我们做得比较好的是：汽车可以卖到国外去，包括一些高端耐用消费品——"行"的产品可以卖到国外，现在中国一家电动车企业的出口量可能相当于某国一个国家的量。

但麻烦在于"住"不能卖出去，而住的产业关联效应太大、非常大。所以这几个因素结合在一起：一是人工智能本身"供给创造需求"的能力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二是人工智能改造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的产业关联和带动效应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三是居民消费结构转变之后，原来那块需求的产品产能还在，但"住"没办法通过改变市场结构去消化掉。这样一来，新的东西在涨，老的东西要么温吞、要么下降，包括投资也在下降。

这就是我们现在整个经济的类型分化——上面是人工智能、高科技在增长，下面相对平稳或略有下行。

如果用一个汉字"仁"来比喻，上面那一撇比较细，下面那一捺比较粗——下面不至于太向下，但比较平稳，看不到增长势头；上面昂首向上增长，整个经济看上去就不够均衡。

所以史教授认为，今天讲中国居民消费结构和内需增长，一方面应当出台一些直接针对消费和内需的政策；但同时也要出台更多从改革、开放和创新视角着手的政策，这些政策能够改变经济主体的预期，提振经济主体的信心，让经济主体能够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

正如伍德福德的观点：央行今天做什么，不如人们相信它明天会做什么重要——这对个体而言是如此；对于企业而言，国家今天做什么和企业相信国家长期以来会做什么，同样重要。

两者结合起来做：对直接发生作用、产生效应的政策，要给予重视，能够出台的尽量出台；但如果没有配套的中长期政策，这些短期政策的效应是很小、很短暂的；配套了中长期政策，就会取得更好的效应。

所以美联储现在无论降息加息都叫前瞻性指引。今天国家出台的无论是产业政策、财政政策，还是对企业的简政放权，都应当让"有恒产者有恒心"，让大家知道未来十年是一个什么样的大方向，就像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一样，给予大家巨大的信心。

信心一来，要素自然会流动，需求就在那里，需求背后有支付能力——把支付能力释放出来，需求就得到满足，产业也就起来了。所以今天考虑消费需求和内需问题，不要完全从需求侧去考虑，更多也要从供给侧同时考虑。

供给创造需求。而且从经济学来讲，包括今年诺奖理论里也涉及的，越是传统的需求，收入增加之后，需求的收入弹性就越低。

给你发两千块奖金，你不会去吃更多的咸鸭蛋。越是基本的产品、基础的必需品，包括物质产品、传统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是很低的；越是新的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越高。

未来的经济增长，那个增长的部分不是靠大力刺激传统需求可以带来的，那是事倍功半。要去满足那个需求结构转变之后的新需求，消费弹性很大的那部分需求，才会更好地带动经济增长，那才是需求增量的主体。

从今年的诺奖出发，今天的讨论让我们看到：不能只看到消费和收入，还要看到背后的预期，看到背后政策的稳定性和预期的一致性，更要看到供给创新的巨大空间，以及改革开放的巨大空间。

说到底，中国的消费潜力实打实存在，缺的不是意愿，也不完全是钱，而是让人放心花钱的那种底气。给灵活就业者多一些实际保障、把更多救命药纳入医保、规范课外教育收费、再提一提基础养老金，这些事做扎实了，消费自然会活起来。

心里那几块石头挪开了，攥在手里的钱，自然会变成让生活更好的底气——中国的消费占比追上人口占比，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