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孩子分别六年多的时间里，迪迪没有见到孩子一面。对于分手，当初她已经有了预感：“当时好多朋友劝我，我能面对她（前任）要走的事实。” 但一提到孩子，她仿佛被抓住了 “软肋”。迪迪不到 40 岁，留着长发，平时自称 “老母”，如果有人问及做妈妈的经历，她会纠正对方：“我们都是孩子的母亲，她（前任）是妈妈，我是妈咪。”
一对儿女是迪迪和前任章敏一起生育的。孩子平时穿的衣服，被她洗干净后保存起来，家里的墙上还悬挂着孩子的画作，跟前任七年多相处下来，她一度深信：“这个家是不会散的。”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性少数身份与家庭是互斥的，出柜就等同于对家庭责任的 “叛逃”。读大学的年纪，迪迪逐步确认了自己的性取向，同时也隐约感到她与父母之间形成了一层无形的隔膜。那种认知很模糊，因为喜欢同性，她一度认为自己和生孩子这件事 “绝缘” 了。随着工作经历渐长，她接触到了更多关于多元家庭的概念，认真思索过后，迪迪做了决定：“人不能一直隐藏下去，得从柜子中迈出来。”
在与父母共处的时候，她只是普及一些性少数人的生活方式当作铺垫：“人不结婚很好啊，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婚姻。”2009 年，父母主动跟她说，知道她喜欢同性，也接受她：“只要过得快乐。” 那一年，她在一个朋友的聚会上认识了章敏，两人都是单身，便自然而然开始了交往。在对方的提议下，迪迪搬到了北京，同前任及前任的爸爸妈妈生活在一起。
“一开始我还以为性少数没法生孩子，但前任对要孩子这件事觉得特别自然，这让我们有了这方面考虑。生育这样的大事，只能自己做主。” 迪迪说。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她小时候与父母相处的时间很少，是祖辈把她带大的。“所以当时觉得，自己小时候有一些缺憾，如果未来有一天有孩子的话，就尽可能想去弥补这种缺憾。”
迪迪从 2004 年开始就接触性少数公益，熟悉的友人中，有的通过辅助生育方式的方式生下孩子。思前想后，她没想走这条路：“一是担心未来会有纠葛，二是觉得这种方法不能满足我的要求。” 在她的设想里，孩子将是两人情感连接的纽带，而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
她们在网上一遍遍地查资料，终于联系了一家位于丹麦的机构，那里号称有全球最大的精子库。2015 年，她们踏上了哥本哈根的土地。在孕前检查中，章敏被查出多囊卵巢综合征，不适合自然受孕，所以第一次受孕就由迪迪完成。她们前后去了三次丹麦：“最初选择体内受孕的方式，我做了 3 个周期，前任做了 2 个周期。” 迪迪说。之后就选择体外，每人尝试两次，均以失败告终。一年多的征途，每次往返都要上万公里，为了促孕，迪迪一天叶酸都没有停服过。
这种焦虑和失望在那时达到了顶点。期间友人的孩子降生，“认了我们俩做干妈，大姆妈和小姆妈”。看到孩子，迪迪的母性又被蹭地一下点燃：“感觉只要看到孩子，就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从那以后，她们重新调整了生育规划，经过朋友的推荐，决意到美国做最后一轮尝试：“如果这次还不成功，就只能接受了。”
她们最终采用 IVF 的方式生育，又是一轮繁杂的体检，之后两人需要分别注射。坚硬的针尖刺入全身最柔软的腹部，但这点疼痛对她们来说已经微不足道了，而奇迹发生了，她们的三个卵子都成功受精并怀孕 —— 前任怀上了一个胚胎，而迪迪用她自己和前任的卵子怀上了龙凤胎。友人感叹：“你们怎么那么勇敢啊？”
迪迪怀孕到第 8 周的时候还是出了意外，子宫里的一个胚胎停止了发育（那是她的卵子），但另一个成功保了下来。她躺在 B 超床上，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前任在旁边一直安慰她。2017 年 5 月，章敏率先分娩生下儿子，迪迪挺着大肚子在产房照顾她，给她递水，为她擦汗。“我们曾经很好”，迪迪反复强调，“两个人在孕期相互陪伴，彼此照顾，那种记忆是立体的。”
一个月后迪迪也顺利生下女儿，她记下了双方生产的过程，并在最后写道：这一路上的曲折和欢喜都像是在测试我们的一致心意。为了组建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小家族，我们或许走了最弯的路。这已经无法用 “成功” 和 “失败” 或 “幸运” 和 “不幸” 来衡量我们的经历。那一刻，我知道，每一个孩子都是帮助我们完整人生体验的存在。而我们依然还有两个优秀的孩子，我们也是通关后升级版的自己。
在美国的出生证明上，儿子登记的母亲是章敏，女儿登记的母亲则是迪迪。后来她们一直告诉孩子们，他们有两个母亲：章敏叫 “妈妈”，而迪迪叫 “妈咪”。
生产两个月后，迪迪和章敏回到国内开始了育儿生活。按照她们的规划，前任继续打理公司，而她则成为 “全职妈妈”。迪迪带着孩子们读绘本，用上海话教他们唱童谣，她还自己进修了幼教资格和心理学，打算未来经营幼教事业。
分歧也在此产生，前任认为她们的生活节奏出了问题，无法再继续。她们曾经有一个共识：不当着孩子面吵架，也不要把成人的纠葛牵扯到孩子身上。”在一天买菜回家的路上，前任以平静的语气开口：“你有什么打算？” 迪迪说那是一种 HR 将要辞退员工的语气：“平静，理智，不留余地。”
章敏提了一个解决方案：“两个孩子她都带走。” 迪迪不同意。后来章敏又提了一个方案，出资让迪迪去美国再生育一个孩子，迪迪仍旧不同意。几天后，迪迪跟章敏讨论孩子的抚养问题。章敏想让迪迪去美国把女儿出生纸的生母改为她自己，两个孩子都跟着她生活。迪迪对此不置可否，她觉得没有人可以替代自己去照顾孩子，所以她同意分手，但希望以后可以共同育儿。章敏口头同意，但两人没有留下协议。
迪迪开始有了一种分离焦虑，她带着孩子旅游，给他们拍照。孩子们似乎也觉察到了什么，每天都要迪迪讲故事才肯睡。她给孩子们讲过一个故事，叫《看不见的线》：两个相爱的人之间会有一根隐形线，虽然看不到，但它是存在的。她抓着他们的小手说：“妈咪很爱你，你一定要记得。”
2019 年 11 月的一天，章敏提出要迪迪离家，之外没提其他要求。“我当时因为巨大的压力，已经无法沟通，才提出先回家几天，再回来解决孩子的问题。” 迪迪简单收拾了一下便和孩子们告别。从那天开始，她再也没有见过孩子。
失去了妈妈的身份，迪迪觉得自己被 “打回原形”，她回到了父母身边，成了那个失魂落魄的孩子。她想找前任再谈一次，在母亲的陪伴下，迪迪鼓起勇气前往北京。章敏没有带孩子来，两人在她们之前那个家附近的肯德基里见了面。
谈判没有什么结果，迪迪不死心，去家里敲了门。是阿姨开的门，女儿就在旁边，迪迪还没来得及开口，女儿就被章敏拉进屋里，随即大门被猛地关上。当晚章敏拒绝沟通后，迪迪返回住处跟她母亲汇合。她原本打算第二天一早再去家里聊，可一早到达时，发现家里已人去楼空：“确切地说，是孩子被前任的父母转移走了。” 她想找前任再谈一次，章敏说等过两天她有空了再谈。迪迪反问：“你这样我们还聊什么呢，孩子都不在北京了。”
迪迪尝试找阿姨，她有加阿姨的微信：“我当时问她，能不能让我看孩子一眼，哪怕远远看一眼。” 阿姨回复：“不要为难我，我也是拿工资的。” 但阿姨还是发给她一些孩子的照片和视频，一双儿女笑嘻嘻的，迪迪没法控制情绪，哇地一声哭了出来：“事后我觉得，还是有人能够理解我的处境，包括我对孩子的爱。”
迪迪无奈回到了上海。有一天，她的手机忽然弹出消息 —— 手机里的 APP 和原来家里的体重秤绑定了：“是孩子回北京了。” 迪迪说。但随后她便变得更加不安，连夜赶往北京。那是一个跨年夜， 12 月 31 日，她见孩子未果，报了三次警。迪迪拿着出生证明给警察看，“当时警察也来了，说你们这种情况我们管不了，你们最好去打官司。” 她用过了各种方式仍然没有见到分别许久的孩子们 —— 他们又被前任转移了。明明是自己生养了他们，却无法得到一个母亲应得的权利？
2020 年 3 月，迪迪在友人的帮助下提起诉讼，这也是国内公开报道的首例同性伴侣子女抚养权案，高明月律师成为迪迪的代理律师。诉讼起先在舟山立案，经过管辖权争议后，直到当年 11 月，案子才开始在北京丰台区法院进行审理：“那之后，就是以年为计的等待。” 迪迪说。
案子遇到了很多前所未有的困难。孩子是在美国出生的，如果按照美国的法律，那么毫无疑问迪迪就是孩子的母亲，但跨国诉讼涉及管辖权的争议，又会徒增消耗。在和律师团队商议后，最终决定依据中国法律进行诉讼。
儿子的卵子和分娩均由章敏完成，毫无疑问她是孩子的母亲，但女儿存在争议 —— 尽管卵子也来自章敏，但分娩者为迪迪。依据 “分娩者为母” 的前提，即便在最坏的情况下，一方可能带走孩子，但另一方必须要有探望权。
2015 年，上海曾出现过一个代表性案例。陈某与罗某婚后因不孕，通过 “购买卵子 + 代孕” 方式于 2010 年获得一对龙凤胎。2014 年罗某去世，其父母以 “陈某与孩子无血缘关系、代孕违法” 为由，诉请确认两名孩子由祖父母担任监护并抚养。
一审法庭上，孩子祖父母的理由简单而有力：代孕在中国被明令禁止，而陈某与孩子既无血缘、又无收养手续，不具备法律上的母亲身份。他们请求法院判令自己作为直系血亲，成为孩子的唯一监护人。2014 年 7 月，闵行区法院一审判决支持了这一请求，裁定祖父母取得监护权。陈某不服，随即提起上诉。案件在 2015 年底进入上海一中院。法庭的焦点变成：代孕是否合法，是否意味着孩子的权利也应被否定？
庭审中，陈某的律师反复强调：两个孩子反复强调：两个孩子与陈某共同生活多年，形成了稳定的亲子关系，且孩子自出生以来，一直由陈某和罗某共同抚养，罗某去世后，陈某仍是主要照料者。若仅因血缘而将孩子强行改变监护权，必然对他们的成长造成伤害。
2016 年 6 月，二审判决出炉：法院撤销一审判决，确认陈某作为继母与孩子形成了 “继父母子女关系”，依法享有监护权。判决的理由很清晰：法律不应因否定代孕而连带否定子女的基本权益。
在迪迪起诉的同时，厦门也出现了一个相似判例。大提与小美是在厦门认识的，她们在朋友聚会上相识，很快发展为同性伴侣。大提已年过三十，一直希望拥有一个孩子，但她身体条件不佳，怀孕困难。小美则提出能够 “帮忙”—— 通过体外受精，将大提的卵子与捐献精子结合，再由她来怀胎。2019 年底，女婴顺利出生，大提在医院里剪下脐带，心里暗暗下决心：这就是自己的女儿。
但不到两个月后，矛盾骤然爆发。2020 年 2 月，小美抱着孩子搬离，拒绝让大提再见女婴，理由很直接：“孩子是我生的。” 她在出生医学证明上登记为母亲。大提觉得受到了背刺，她相信自己是孩子的生物学母亲，不能眼睁睁看着亲生骨肉与自己隔绝。于是她将小美告上了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要求确认亲子关系并分得抚养权。
庭审异常复杂。大提拿出证据，证明胚胎来源于自己的卵子。她强调，从怀孕到分娩的全过程，都是基于两人作为伴侣的共同约定，因此她主张自己才是孩子的生物学母亲，应当获得法律上的抚养权。小美则站在另一侧，强调自己是孕育并分娩孩子的人，是孩子唯一被法律承认的母亲，因为出生证、户口登记都写着她的名字。
2020 年 9 月，一审法院判决作出：大提未能提供亲子鉴定等直接证据，且代孕行为缺乏法律依据，不能作为抚养权主张的基础；孩子自出生以来一直由小美抚养，母女关系稳定。最终，法院驳回了大提的诉求。一审失利后，大提提起上诉。她说：“我不是要争夺什么，我只是想让孩子知道，她有两个妈妈。”
这两起案件被视为国内司法实践中对 “儿童最佳利益” 原则的一次突破 —— 在 “分娩者为母” 的前提下，法院仍倾向于优先保护孩子的现实福祉，而不是僵硬依赖血缘关系。在迪迪的案件上，高明月律师在法庭上提交了很多证据，证明迪迪履行了一个母亲对两个孩子的抚育职责。
高明月律师回忆，第一次见到迪迪的时候，迪迪非常消沉，对自己和案子都没什么信心：“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鼓励她，这是我们在很多案子中不曾遇到的。” 他劝她振作起来：“你要让法官知道你有信心去面对未来的生活，法官才有信心把孩子交给你。”
法庭上，章敏说了很多话，令迪迪的情绪再次无法控制：“和曾经的爱人在这种对立的场合下，就觉得人生有很多东西被打碎了。” 她开始责怪自己，是什么导致了这一天，在此情况下，她反复陷入无法排解的回忆。有一次，她梦到孩子被人抱走了，她疯了一样满世界找，前任责怪她：“你为什么把孩子弄丢了？” 醒来后，她崩溃大哭。
案子开庭后，迅速获得了网民的关注。在社交平台上，关于 “同性伴侣抚养权案” 的点击量达到上亿次。有网民认为结婚生子是异性恋的 “特权”，对同性伴侣组织家庭和生育的 “僭越” 无法认同；也有网民感叹：“都是为人父母，同性婚姻也该被法律保护。”
迪迪给法院打电话，询问案件的进程，她得到的回复是：我们正在审理，有结果了会告诉你。“在漫长的等待里，人会麻木掉的，” 迪迪说。来自父母的鼓励会令她感到一些宽慰，她给自己找了工作，从全职妈妈重新走入职场。“为的是能够每天有一个去处，不至于整天面对一个空荡荡的家。”她说。
她写下自己的故事，在网上分享自己的遭遇，很快，有相似经历的父母开始聚拢过来：“有一次朋友分享来一个个案，还在立案过程中，但当事人心情很差，精神已经崩溃，最后去世了。那个时候我就突然觉得我不能倒下，因为一旦倒下，就彻底没有机会了。” 她开始滑滑板，为了逼迫自己动起来，她说：“每天一滑防抑郁。” 她给自己报了健身课程，友人惊诧于她 “像个职业运动员”。期间她还投身性少数公益，分享多元家庭在法律上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以及尽可能地用现有的方法去化解这种风险。
“防君子不防小人”，迪迪说。在异性恋家庭中，父母也会在分手时把孩子变成谈判的筹码 —— 你对孩子投入多一点，或者我对孩子投入多一点，人和人之间的感情难以计量。对于同性伴侣生育的后代，可以参照非婚生育的模板：与孩子订立遗嘱确保孩子的继承权，生物学父母和非生物学父母之间，可以订立临时委托监护协议和遗嘱指定监护协议，以确保双方能获得孩子的监护权和抚养权，但这些协议均存在实效性问题。
2024 年 5 月，迪迪终于获得儿女的探视权：每月一次，每次 4 个小时。当年 7 月，迪迪买了高铁票，从上海来到了曾经熟悉的家里：“其实家里什么都没变，一切陈设都是原来的样子。” 章敏要求她不能拍摄探视过程，整整 4 个小时，她的手机静静躺在包里。
“即便戴着口罩，我也感受到女儿。” 迪迪说，前任要求孩子全程不许摘口罩，小家伙在一旁安静地写作业，“但有那么几次，她偷偷摘下口罩，对着我笑，我能看到她因为换牙而缺掉的牙齿。” 妈咪没有解释自己 “消失” 的几年发生了什么：“我可能错过了她生命中最初的几年，但我希望余下的时光，她知道我一直都在。”
相处是短暂的，等到再次探视时，前任又把孩子藏了起来。判决就揣在她的包里，但那一刻她已经不像以前那么无力了。迪迪又开始了新的征途 —— 从 2024年8月开始，为了履行已有的探视权，她再次维权，要求法院强制执行。
“无论对谁而言，这都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 自从开始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后，她开始和一群处境相似的人保持联系。他们零零散散，未必常常见面，却在彼此的遭遇中找到某种理解和支持。有些人走上司法程序，有些人选择沉默或直接放弃，更多的人则在生活的琐碎中默默忍受。“我知道，有些人无法对周围人倾诉这种体验。” 迪迪说道。有一个成都的女孩，也有和她类似的经历，女孩曾经想通过法律争取探视权，却最终败诉。那些经历相似的声音，哪怕只是一句 “我懂”，就足够给她一点继续往前走的力量。
在参与性少数群体公益时，越来越多的性少数伴侣开始意识到，要解决权益 “裸奔” 的状态，需要讨论意监护、订立遗嘱、购买保险。民事协议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却能给未来留一道防线。“有什么好用就用什么，尽量聊透一点。不一定能解决所有问题，但会有一个预案。” 迪迪说。
虽然在当前的法律环境下，儿子跟迪迪法律上看似毫无关系，但是作为出生在彩虹家庭的孩子，“他们应该天然拥有两位妈妈的爱，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的来处，我要尽我努力让他俩知道他们从哪儿来，以及如何来。”迪迪认真地说道。
这些年，父母一直在她背后提供情感上的支持。双方虽然不曾深入沟通，但精神上的陪伴让她不至于孤立无援。迪迪坦言，自己没能向父母展现一个 “更好” 的状态：“有点愧对他们。”
迪迪说过一句话：“孩子让我学会了坚持。没有他们，我可能已经倒下了。” 而对于未来，她的态度是开放的：“孩子不是对大人生活的填补，当我有一天如释重负的时候，我会很热烈地欢迎他们，让孩子轻轻松松来到这个世界。”
那种动力，是 “来自爱，想要延续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