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伙养老7年，老刘和我日子过得平淡，却也互相有个照应。
可就在上周，他忽然提出要去领结婚证，还说要把财产都放到一起。
我心里有些感动，但更多的是没底，毕竟搭伙过日子和正经过成一家人，终究是两回事。
趁着那天下午他去老年大学上课，我鬼使神差地翻出了他藏在衣柜深处的铁皮盒子。
打开那3本存折，上面的数字让我彻底懵了——加起来整整358万。
而我自己的积蓄，辛苦攒了一辈子，还不到他的一个零头。
还没等我从这巨大的悬殊中缓过神，又在盒子底层发现了一部旧手机。
开机后，最新的聊天记录赫然在目，竟是他和我儿子国强长达数月的秘密对话。
我颤抖着手指往上翻，只看了一页，就浑身冰冷。
01
我叫陈桂芬，今年六十三岁，老伴走了已经有九个年头了。
那年老头子走得急，心梗发作，我连句告别的话都没来得及说上。
儿子国强当时在省城工作，紧赶慢赶回到家，事都已经办完了。
打那以后，家里就剩下我这么个老婆子，守着空荡荡的两室一厅。
日子过得没滋没味，到处都是老伴的影子，晚上睡觉总觉得身边还有人。
醒来伸手一摸，床的另一边总是冰凉冰凉的。
这么熬了一年多，人瘦了一圈，精神也差了不少。
我们社区的赵主任是个热心肠，看我这样总来劝我。
“桂芬呐，你年纪还不算太大，一个人这么过下去不是办法，找个合适的老伴搭伙过日子吧，互相有个照应。”
我当时听了直摇头，觉得这年纪再找老伴实在抹不开面子。
“赵主任，我都这把岁数了，还折腾这些干什么。”
“这话说的，现在这样搭伙养老的多着呢，就图个说话作伴，互相照顾。”赵主任很认真，“我这儿倒是有个合适的人选，也是丧偶，退休的老教师，人品信得过，要不你们见见？”
经不住赵主任再三劝说，我最后还是松了口，答应见上一面。
第一次见面安排在社区的阅览室，那是初秋的一个下午。
我提前到了几分钟，心里有点紧张，手里攥着手绢不停地搓。
没过一会儿，门被轻轻推开，一个穿着浅灰色夹克、戴着黑框眼镜的男人走了进来。
他个头不算太高，头发花白，但梳得很整齐，整个人看起来干干净净，斯斯文文的。
“您好，您是陈桂芬同志吧？我是刘文远。”他走到跟前，微笑着伸出手。
“您好，刘老师，我是陈桂芬。”我赶忙起身，有些拘谨地跟他握了握手。
我们面对面坐下，一开始气氛有点沉默，只听得见墙上的挂钟滴答作响。
“听赵主任说，您老伴走了有些年了？”还是刘文远先开了口，声音温和。
“嗯，快两年了。”我低声回答，接着反问，“您呢？”
“我老伴是四年前走的，肺癌。”他轻轻叹了口气，眼神有些黯淡，“最后那段日子，她受苦，家里钱也花了不少，还是没留住。”
或许是同病相怜，这话匣子一打开，我们之间的生疏感就淡了不少。
我们聊起了各自的老伴，聊起了孩子们，聊起了退休后的生活。
刘文远说话不紧不慢，也很会倾听，我说话的时候他总是认真地看着我。
“您孩子都在外地？”我问他。
“有个女儿，在上海安了家，工作忙，一年也就回来一两次。”他说完，又问，“您家孩子呢？”
“我儿子国强，在省城搞工程，也是忙，回来的少。”
那次见面聊了将近一个半小时，临走时，窗外的天色都有些暗了。
刘文远送我出社区大门，犹豫了一下，开口道：“陈大姐，要是您不介意，以后咱们可以常约着在附近公园走走，散散步，说说话。”
我想了想，点了点头。
这以后，我们真就经常约着见面了。
有时候在滨河公园沿着步道慢慢走，有时候一起去菜市场转转。
刘文远这人挺细心的，知道我有关节炎，天气一变凉就会提醒我加衣服。
“桂芬，今天降温，风硬，你把那条厚围巾戴上。”
“桂芬，你看这白菜多水灵，今天特价，咱们多买两颗。”
不知不觉，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心里那种空落落的感觉减轻了许多。
大约过了大半年，有一天晚上他送我回家，在我家楼下停住了脚步。
“桂芬，有件事……我想跟你商量商量。”他看着我，路灯下他的神情显得有些郑重。
“什么事，您说。”我心里咯噔一下。
“咱们认识相处也有大半年了，我觉得挺投缘，也挺好。”他顿了顿，像是下定了决心，“你要是不嫌弃，咱们能不能搬到一起住，搭个伙，互相照顾着过日子？”
“搭伙过日子？”这提议有些突然。
“对，就是住到一个屋檐下，生活上方便照应，但钱财上各管各的，互不干涉。”他解释道，“这样两个人都有个伴，总比一个人冷清强。”
我没有立刻回答，心里翻腾得厉害。
一个人过的孤单滋味我太清楚了，可要和一位认识不到一年的异性同住，总觉得有些别扭和顾虑。
“我……我得想想，也得问问孩子的意思。”
“应该的，你好好考虑，不着急。”刘文远很体谅地说。
那天晚上我几乎一夜没合眼，翻来覆去想着这件事。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给儿子国强打了电话。
“妈，这么早，有什么事吗？”电话那头传来儿子带着睡意的声音。
“国强啊，妈有件事想跟你商量商量。”我有些不好意思开口。
“什么事？您说。”
“就是……有个人，想跟妈搭伙过日子，你觉得成吗？”
电话那头安静了好几秒钟。
“搭伙？妈，您认真的？”国强的声音清醒了不少。
“嗯，就是两个人住一起，生活上互相搭把手，做个伴。”
“那人什么情况？您都了解清楚了吗？家里什么条件？子女什么态度？”国强一连串的问题抛过来。
“都打听过了，人挺本分，退休的老教师，有个女儿在上海。”
国强又沉默了一会儿，似乎在掂量。
“妈，您一个人在家，我确实不放心，有个知根知底的人照顾您，我也能少操点心。”他终于开口，“不过，这钱财上的事一定得分清楚，这是最要紧的。”
“这个我们都说好了，各管各的钱，生活费平摊。”
“那行，您要是觉得人靠谱，处处看也行。”国强说，“但要是有任何不对劲，您可一定得告诉我。”
挂了电话，我心里踏实了一些。
隔天我联系了刘文远，答应可以先试试搭伙过日子。
“真的？那可太好了！”刘文远的声音里透着高兴，“那咱们商量商量，是住你那边，还是搬到我这边？”
“住我这儿吧，我这房子稍微大点，两室一厅。”我说，“不过咱们得先把话说在前头，立几条规矩。”
“好，你说，我听着。”
“第一，经济上各管各，日常开销咱们AA。第二，互相尊重，给彼此留点空间。第三，要是以后谁觉得处不下去了，好聚好散，不勉强。”
“没问题，这几条我都同意，合情合理。”刘文远很爽快地答应了。
就这样，刘文远在一个周末搬了进来。
他的行李很简单，一个老式的行李箱，几件换洗衣服，还有一大纸箱的书。
“我就这点家当，给你添麻烦了。”他笑着，有点不好意思。
“麻烦什么，以后这就是你家了，别见外。”我一边说，一边把他引到收拾好的次卧，“这间屋朝阳，我都收拾好了，你看看还缺什么不。”
那天傍晚，我们一起在厨房忙活，做了顿简单的晚饭。
两个人面对面坐在餐桌前吃饭，虽然还有些不习惯，但屋子里有了烟火气，也有了说话声，一种久违的暖意悄悄漫上心头。
最初的那段日子，我们都在小心翼翼地适应。
刘文远生活很规律，每天早上六点准时起床，洗漱完就去公园打太极拳。
我一般七点起来，把他那份早餐热在锅里。
等他锻炼回来，我们一起吃早饭，然后商量着去买菜。
“桂芬，今天想吃点什么？”刘文远总会先问我的意见。
“我什么都行，你看这买吧。”
“那买条鱼清蒸，再弄点青菜，青菜得买当季的，便宜又好吃。”刘文远过日子仔细，买菜时会比较好几家。
回到家，午饭通常是我来做，他则主动收拾屋子、拖地。
下午是我们各自的闲暇时光，我喜欢看看电视连续剧，他则多半在看书，或者练毛笔字，他那一手颜体字写得相当漂亮。
晚饭后，只要天气好，我们一定会下楼散步，在小区里转上几圈，偶尔遇到熟识的邻居，也会停下来聊几句。
“刘老师，跟桂芬姐搭伙过得怎么样啊？”隔壁楼的孙大姐快人快语。
“好着呢，桂芬照顾得周到，我这是享福了。”刘文远总是笑呵呵地回答。
“那就好！你们这样挺好，老了就得有个伴儿！”孙大姐笑着说。
日子像小溪流水一样，平静地向前淌着。
刘文远确实是个体贴的人，我有个头疼脑热，他总是忙前忙后。
记得有一次我得了重感冒，发起高烧，浑身酸软没力气。
刘文远守在我床边，一会儿用温水给我擦额头和手心，一会儿端来煮得软烂的小米粥，一晚上起来好几次。
“文远，你去睡吧，我没事，熬过这阵就好了。”我哑着嗓子说。
“那哪行，你烧还没退呢，我守着放心点。”他坚持不肯离开。
那一刻，我心里是真的感动，老伴走后，已经太久没有人这样细致地照顾过我了。
搭伙过日子的第二年，我们的相处更加自然融洽了。
虽然钱还是各管各，但在生活上，我们已经像家人一样彼此扶持。
那年春节，刘文远的女儿刘薇从上海回来过年，见到我客客气气的。
“陈阿姨，谢谢您照顾我爸，他在电话里总夸您。”
“哎呀，是你爸照顾我多一些。”我连忙说。
刘薇临走前，私下里找我说了几句话。
“阿姨，我爸这人脾气有点倔，话也不多，但心地特别实在。”她拉着我的手，“您跟他相处，要是有什么不称心的，直接跟他说，千万别憋在心里。”
“你放心，我俩处得挺好，没什么矛盾。”
“那就好，我在外地也就能安心了。”刘薇露出了放心的笑容。
我儿子国强后来也抽空回来了一趟，见了刘文远。
两个男人在客厅里边喝茶边聊，从工作聊到生活，气氛还算融洽。
国强走的时候对我说：“妈，这位刘叔叔看着人挺实在，有他跟您做伴，我在外面干活心里也踏实点。”
“嗯，他对我挺上心的。”我点点头。
时光如梭，一晃眼，我和刘文远搭伙过日子竟然已经七年了。
七年间，我们没有吵过架，没有红过脸，平平淡淡，却也安安稳稳。
我原本以为，我们的余生就会这样平静地走下去。
可就在上个月，刘文远突然提出了一个完全出乎我意料的提议。
02
那天晚上，我们像往常一样坐在客厅沙发上看电视。
电视里正在播放一部家庭剧，讲的是一对老年再婚夫妻的琐碎日子。
“桂芬，你说咱们现在这样，算不算夫妻？”刘文远忽然开口问道。
“说算也算，说不算也不算。”我被问得愣了一下，“咱们没领那个红本本，从法律上讲，就不算正式的夫妻。”
刘文远沉默了片刻，拿起遥控器把电视声音调小了。
“桂芬，我有个想法，想跟你商量商量。”他转过身，很认真地看着我。
“什么想法？”我心里莫名有些发紧。
“咱们搭伙过了七年了，这七年，我觉得咱们处得挺好，挺知足。”刘文远慢慢说道，“我在想，咱们要不要把这关系再往前进一步，让它更牢靠、更名正言顺一些？”
“更名正言顺？”我没太明白他的意思。
“我是说，咱们去民政局，把结婚证领了，成为法律承认的夫妻。”刘文远说得直接。
我一下子愣住了，完全没料到他会提这个。
“领证？”我有些不知所措，“这……没必要吧？咱们现在这样不挺好的吗？自由自在的。”
“桂芬，你听我说。”刘文远往前倾了倾身子，“咱们年纪都不小了，明天会发生什么，谁也不知道。要是领了证，咱们就是合法夫妻，将来万一谁有个病啊灾的，照顾起来也名正言顺，是个保障。”
“可是……咱们两边都有孩子，领了证，这财产以后怎么算？会不会闹矛盾？”这是我心里最大的顾虑。
“这个好办，咱们可以去做个婚前财产公证，白纸黑字写清楚，谁的还是谁的，跟孩子们也交代明白。”刘文远显然考虑过这个问题，“领证主要是给咱们自己一个正式的名分，让这段关系更踏实，更长久。”
我心里顿时乱成一团麻。
一方面，这七年来刘文远对我确实不错，生活上照顾得周到，脾气也好。
另一方面，领结婚证毕竟不是小事，涉及到财产、子女、甚至身后事的安排，太复杂了。
“我……我得好好想想，这事急不得。”我犹豫着说。
“行，你慢慢考虑，我不催你。”刘文远语气温和，“但我是真心实意想跟你一起走完后半辈子的。”
那天晚上，我又失眠了。
躺在床上，脑子里两个小人儿在打架，一会儿觉得领证挺好，有个正式依靠；一会儿又担心万一这里面有什么算计，自己会不会吃亏。
第二天一早，我又给儿子国强打了电话。
“妈，怎么了？”国强接起电话。
“国强，你刘叔……想跟我去领结婚证，你怎么看？”我开门见山。
电话那头又是好几秒的安静。
“领证？妈，您自己心里是怎么想的？”国强没有直接表态。
“我就是心里没主意，才问你啊。”
“妈，领证这事可不是搭伙过日子那么简单，您一定得考虑周全了。”国强的语气严肃起来，“首先，财产必须分割清楚，最好去做公证。其次，他女儿那边是什么态度？再就是，您自己到底愿不愿意？”
“他说了可以做婚前财产公证，钱还是各管各的。他女儿……应该不会反对吧。”我回答得有些没底气。
“那您自己呢？您愿意吗？”国强追问。
我握着电话，半晌没吭声。
“妈，您要是真心愿意，我也不反对。”国强叹了口气，“但有一点，您一定得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前头考虑清楚，这年头，知人知面不知心。”
“瞧你说的，你刘叔不是那种花花肠子的人。”
“妈，防人之心不可无。”国强坚持道，“这样吧，您先别急着答应，等我下个月工地忙完这阵，回去一趟，咱们当面好好聊聊。”
“好，那你早点回来。”
挂了电话，我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的。
接下来的几天，刘文远没有再提领证的事，但我能感觉到，他在等我的答复。
我开始更加留意他的一举一动，想从中判断，他提出领证，到底是出于真心想跟我作伴到老，还是另有什么别的打算。
观察了几天，刘文远似乎一切如常，对我体贴依旧，生活细节上也照顾周到。
可我心里那点不安，却像滴入清水里的墨汁，慢慢晕染开来，怎么也消散不去。
我们一起生活了七年，生活费确实是平摊，但我对他的经济状况几乎一无所知。
他每个月退休金具体多少？除了退休金还有没有别的收入？名下有多少存款？有没有欠外债？
这些我统统不清楚。
如果真的要领证，这些是不是应该先弄明白？
这个念头一起，就再也按不下去了。
我决定，趁刘文远不在家的时候，先悄悄摸一下我们俩各自的家庭。
那天上午，刘文远说要去老年大学听个养生讲座，得两个多小时才能回来。
我看着他出门，听着他的脚步声在楼梯间消失，又等了几分钟，才转身走进我的卧室。
我打开那个带锁的抽屉，从里面拿出我的存折和银行卡。
我的家庭很简单，一张用了很多年的存折，上面显示余额是三万两千八百块。
这是我省吃俭用多年，一点点攒下来的养老钱。
另外就是每个月四千出头的退休金，打到一张银行卡里，应付日常开销刚好够用，基本存不下什么。
看着自己这点微薄的积蓄，我心里忽然涌起一股强烈的好奇。
刘文远是退休教师，职称不低，退休金肯定比我高。
那他这些年，到底攒下了多少钱？
这个念头像小猫爪子一样，在我心里挠来挠去。
我在客厅里转了两圈，最终，脚步停在了刘文远住的次卧门口。
我知道翻别人东西不好，可那股想要弄清楚的好奇心和隐隐的不安，最终还是占了上风。
我轻轻推开门，走了进去。
他的房间收拾得很整洁，被子叠得方方正正，书桌上的书本也码放得整整齐齐。
他的个人物品主要放在靠墙的一个双门衣柜里。
我深吸一口气，拉开了衣柜门。
里面挂着他的几件外套和衬衫，叠放着内衣裤，一切都井井有条。
我蹲下身，看向衣柜最下面的两个抽屉。
第一个抽屉里放着一些针线盒、老花镜、备用纽扣之类的杂物。
我拉开第二个抽屉，里面是几本相册和一些旧书信。
就在我准备合上抽屉时，我的手碰到了抽屉最里面一个硬邦邦的角落。
我拨开上面的几本书信，发现下面藏着一个深蓝色的铁皮盒子，大约有鞋盒一半大小，上面挂着一把小铜锁。
我的心跳骤然加快了。
这里面会放着什么？为什么还要上锁？
我小心翼翼地把铁盒子拿出来，放在地板上。
它有点分量，晃一晃，能听到里面有纸张摩擦的轻微声响。
没有钥匙，我打不开它。
我重新在抽屉里仔细翻找，终于在抽屉侧面的一个暗格里，摸到了一串用橡皮筋捆着的旧钥匙。
我一把一把地试，试到第三把的时候，只听“咔哒”一声轻响，小铜锁弹开了。
我揭开盒盖，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些用塑料文件袋装好的纸质材料。
我拿出一袋，打开，里面是刘文远的身份证复印件、退休证、教师资格证，还有几份泛黄的获奖证书。
我把这些放在一边，继续往下翻。
下面整齐地放着三本不同银行的存折，都是暗红色的封皮，看起来很有些年头了。
我拿起最上面一本，深吸一口气，翻开了它。
当我的目光落在最后一页的余额栏时，整个人瞬间僵住了，脑子里“嗡”的一声。
那上面打印着的数字是：1,280,000.00。
一百二十八万？
我的手开始不受控制地微微发抖。
我赶紧拿起第二本存折，翻开。
余额：950,000.00。
九十五万。
第三本存折，余额：1,350,000.00。
一百三十五万。
我把这三个数字在脑子里机械地加了一遍：一百二十八万加九十五万，再加一百三十五万。
三百五十八万。
刘文远名下的存款，竟然有三百五十八万之多！
我瘫坐在地板上，手里紧紧攥着那三本存折，指尖冰凉。
这七年来，刘文远从未在我面前露过富。
我们一起去买菜，他为了几毛钱跟菜贩讨价还价；家里添置点小东西，他都要琢磨半天；每年我过生日，他送的礼物最多也就值两三百块钱。
我一直以为，他退休金虽然比我高，但可能也要补贴女儿，手头并不宽裕，所以很多时候，我都在生活费上默默地多承担了一些。
比如家里的水电燃气费、物业费，基本都是我在缴纳。
买菜买肉，我常常挑好的买，然后告诉他没花多少钱。
可我万万没想到，这个看起来生活俭朴、甚至有些抠门的男人，竟然是一个隐藏的百万富翁！
一种难以言喻的情绪堵在我的胸口，不是愤怒，也不是嫉妒，而是一种深切的失望和冰凉，仿佛一盆冷水从头顶浇下。
“他为什么要瞒着我？”我喃喃自语，声音在安静的房间里显得格外空洞。
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了钥匙插入锁孔的声音！
是刘文远回来了！他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我瞬间慌了神，手忙脚乱地把三本存折按原样塞回铁盒子，扣上锁，胡乱将钥匙塞回暗格，再把铁盒子推进抽屉深处，用相册和书信盖好。
我刚刚合上衣柜抽屉，站起身，还没来得及平复剧烈的心跳，卧室的门就被推开了。
刘文远站在门口，有些疑惑地看着站在房间中央、脸色想必十分苍白的我。
“桂芬？你在我屋里……找东西？”他的目光扫过房间，最后落在我脸上。
“我……我找你那条灰色的围巾，想着天冷了，给你织个新的。”我急中生智，编了个理由，声音却有些发飘，“没找着，可能你放别处了。”
“围巾？哦，我收在客厅衣柜里了。”刘文远似乎没有深究，走进房间，把手里提着的袋子放在书桌上，“讲座提前结束了，我就回来了。桂芬，关于领证那事，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我看着他，这个相处了七年、我以为已经很了解的男人，此刻却感觉有些陌生。
“文远，我也有个问题想问你。”我努力让声音听起来平静。
“什么问题？你问。”
“如果我们真去领了证，做了财产公证，那你到底有多少财产，需要写在公证协议里？”我直视着他的眼睛。
刘文远脸上的表情明显僵了一下，眼神有些闪烁。
“这个……也没多少，就是我这辈子当老师，一点点攒下来的棺材本。”他避开了我的目光。
“具体有多少呢？”我不依不饶。
“大概……也就几十万吧，真不多。”他的回答含糊其辞，语气也不那么自然了。
几十万？
他明明有三百五十八万，却告诉我只有几十万？
我的心彻底沉了下去，先前那股冰凉的感觉蔓延到了四肢百骸。
“桂芬，你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个了？”刘文远抬起头，眼神里带着一丝警惕和探究。
“没什么，就是随便问问，想着要是公证，总得知根知底。”我强压下心里的波澜，转身朝门外走去，“我有点累了，回屋躺会儿。”
走进自己的卧室，关上门，我背靠着门板，缓缓滑坐到地上。
脑子里像一团被猫抓乱了的毛线，理不出个头绪。
刘文远在经济上对我的刻意隐瞒，像一根尖锐的刺，扎进了我这七年来自以为平静安稳的生活里。
我开始不由自主地回想这七年来的点点滴滴。
生活费说是AA，但仔细算来，我付出的似乎总是多一些。
家里的日常消耗品，洗发水、牙膏、卫生纸，大多是我顺手就买了。
偶尔改善伙食，买点贵些的海鲜或牛肉，也几乎都是我付的钱。
逢年过节，我给刘文远买的衣服、鞋子，都挑质量好的，而他送我的，多半是些实惠但廉价的东西。
我一直觉得，两个人在一起，不必算得太清，他可能经济不宽裕，我多担待些也是应该的。
可现在真相摆在眼前，他不是没钱，他是很有钱，却在我面前一直“哭穷”。
这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一种习惯性的节俭，还是……别有用心的防备？
而他此刻提出领证，是真的想给我一个晚年保障，还是看中了我这套离医院和菜市场都近、方便养老的房子？或者，他另有盘算？
各种各样的猜测和怀疑，像潮水一样涌上来，让我感到一阵阵窒息。
晚饭时，餐桌上的气氛异常沉闷。
我们默默吃着饭，只有碗筷碰撞的轻微声响。
“桂芬，你脸色还是不好，是不是白天没休息好？”刘文远打破了沉默，语气里带着惯有的关切。
可我如今听来，却觉得这关切有些虚伪，像是蒙着一层看不透的纱。
“可能吧，年纪大了，容易乏。”我敷衍地应了一句。
“那吃完早点歇着，碗我来洗。”
我没再说什么，放下碗筷，径直回了自己房间。
躺在床上，我却毫无睡意，那三个存折上的数字，像烙铁一样烫在我的脑海里。
三百五十八万。
这是我辛苦一辈子，想都不敢想的一笔巨款。
而我自己的全部积蓄，还不到他的一个零头。
这种巨大的差距，让我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和不安。
我打开床头灯，拿出手机，开始在网上搜索关于老年人再婚、婚前财产公证的法律条文和实际案例。
我了解到，婚前财产公证如果做得好，确实能很大程度上保护各自的婚前财产。
但前提是，双方都必须如实申报自己的财产状况。
如果一方隐瞒，或者公证协议里做了手脚，法律后果可能会很复杂。
看到这些，我的心更乱了。
刘文远口口声声说要做财产公证，可他却对我隐瞒了真实的财产数额。
如果他连这个都瞒着我，那所谓的“公证”，又能有多少诚意和保障？
我越想越觉得，领证这事，绝对不能草率答应，必须把一切都弄个水落石出才行。
第二天清晨，刘文远照例去公园晨练。
听着他的脚步声远去，我立刻从床上起来，再次走进了他的房间。
这一次，我的目标更加明确。
我径直拉开那个抽屉，取出铁盒子，用钥匙打开。
我拿出那三本存折，仔细查看上面的每一笔交易记录。
我发现，最早的那本存折，第一笔大额存入一百二十八万，是在大约六年前，也就是我们搭伙生活快一年的时候。
第二本存折的九十五万，是三年前存入的。
第三本存折的一百三十五万，则是在去年年初存入的。
这些钱，显然不是靠每月退休金慢慢积攒起来的。
这么大笔的资金，来源是什么？
是他以前的老房子拆迁款？还是他和他老伴多年的积蓄？或者是其他什么来路？
他为什么选择在不同的时间点，分三次存入不同的银行？
我又翻看了铁盒子里的其他文件。
除了那些证件，还有一份他老家县城的房产证复印件，房子面积不大，但位置似乎不错。
另外有几份人身保险和重大疾病保险的保单，受益人无一例外，全都写着他女儿刘薇的名字。
看到这些，一个清晰的轮廓在我脑中逐渐浮现。
刘文远对自己的财产，有着非常清晰和谨慎的规划。
老家的房产、大额的保险，这些重要的资产，他早就安排好了继承人。
那么，在他这份详尽的财产规划里，我，陈桂芬，究竟占据着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如果我们领了证，成了合法夫妻，我能得到什么？是他那三百五十八万存款的使用权？还是仅仅是一个“老伴”的名分，继续过着AA制的生活，而他的巨额财产，最终依然全部流向他的女儿？
一种被排除在外的凉意，细细密密地爬上了我的脊背。
就在我准备合上铁盒，物归原处的时候，我的手指在盒子最底部，碰到了一个硬硬的、长方形的东西。
我拨开垫在下面的几张旧报纸，拿出来一看，竟然是一部非常老旧的蓝色直板手机，诺基亚牌子的，屏幕很小，键盘上的数字都磨得有些模糊了。
这部手机，看起来早已被淘汰，他为什么还如此仔细地收藏在这里？
我迟疑了一下，按下了手机侧面的开机键。
屏幕亮起，显示还有两格电量，信号栏是空的，看来没有插手机卡。
我点开菜单，发现这部手机的通讯录里只存了寥寥几个号码，最近的通话记录也是空的。
但当我点开“信息”收件箱时，却发现里面存着不少短信，最近的一条接收时间，竟然就在三天前！
这部没插卡的手机，怎么能收到短信？
我的心跳猛地漏了一拍。
我颤抖着手指，点开了收件箱，列表往下拉，大部分是些系统通知或垃圾短信。
就在我准备退出时，一个熟悉的名字，毫无征兆地撞入了我的眼帘——国强。
那是我儿子的名字！
我的呼吸一下子屏住了，血液似乎都冲向了头顶。
刘文远用这部旧手机，和我儿子国强有联系？
他们什么时候开始联系的？联系了多久？都说了些什么？
最重要的是，为什么要用这部早已不用、看似被遗忘的手机来联系？
一种强烈的不祥预感，像冰冷的藤蔓，紧紧缠住了我的心。
我点开了那个标注着“国强”的短信对话窗口。
里面的对话记录很长，一条接着一条，时间跨度从三个月前，一直延续到前天。
我深吸一口气，从最早的那条信息开始，逐字逐句地往下看。
看着看着，我的眼睛越睁越大，拿着手机的手颤抖得越来越厉害，几乎要握不住。
短信里的文字，像一把把冰冷的小刀，毫不留情地划开我这七年来平静生活的表象，露出下面我从未想象过的、令人心寒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