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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波/文

令人瞩目的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的大陆之行结束后，郑丽文来到《千秋万事》，接受了台湾资深媒体人王浅秋的采访。

这是一场围绕两岸关系、政治现实与个人政治哲学展开的深度访谈。在这次对话中，郑丽文以其亲身赴大陆交流的经历为核心，从与大陆领导人会面的细节出发，延伸至两岸关系的本质、台湾内部政治困境、政党对立、产业发展困境等方面。

对于宏大议题，我向来比较迟钝，但是对于她谈到一些细节，倒是很感兴趣，毕竟，我们也差不多是同龄人。

在访谈中，郑丽文说一些台湾人抹黑大陆的发展，说“高铁没有靠背”、“厕所没有门”，她当然否定了这种观点。

其实在我看来，台湾人的这些看法，虽然有点极端也并非全无道理。2013年，我曾随团参访台湾，台北市的学术机构和一些公共设施的卫生间真的是一尘不染，台南可能差一些。当时的大陆真的比不了。当然，现在十几年过去了，大陆改进了很多。但即便是现在，大陆的硬件设施没问题了，软性的服务跟当年的台湾比还是有差距。这种卫生条件和服务的差距其实跟文化素养有很大的关系。

更有意思的是郑丽文提到了大陆明星张凌赫，在谈到两岸关系时，她引述台湾年轻人的话说，“你们大人为什么把两岸关系搞得这么复杂？只要叫张凌赫来台湾就好了”。

还真不知道张凌赫是何许人也。查了一下，才知道他是现在热播的大陆古装剧《逐玉》的男主角，剧情主要是讲一个贵族公子和杀猪女的爱情故事。在爱奇艺上免费看了两集，后面收费了，没再看。觉得男主说实在的，有点像个花瓶，美则美已，但是太程式化，一张俊美的脸摆在那，不敢有丝毫破坏，甚至不敢有表情。台湾观众喜欢他，是因为他是典型的冷面男主，情感克制，表演有很强破碎感。

这让我想起了台湾文化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那是20世纪90年代初，我正在读大学，宿舍里的每个同学都有喜欢的台湾歌星，谭咏麟、齐秦、王杰是热门，走廊里经常飘荡着姜育恒的《驿动的心》。我的偶像是潘美辰，是个有点阳刚气的女歌手，她的风格在当时并不多见。

工作后，台湾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大多来自书籍和影视。

李敖在当时是个特别的存在。他属于自由派知识分子，他推崇个体独立思考、反对盲从权威、反对思想控制， 这正是自由主义的核心精神。但他不是温和的自由派，而是“带锋芒的自由主义斗士”。他“用学者的材料，做斗士的表达”。他有时故意夸张、甚至带点“舞台感”。他时常把讨论变成对立，让人忽略内容，只记得“骂人”。他不追求共识，更在意“揭穿”和“胜出”，把公共讨论当成“战场”。这是在大陆不可能出现的文化现象。作为年轻人，当时只感到痛快淋漓。

在大陆有巨大影响力的另一位作家是龙应台。她的《野火集》中《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跟李敖的作品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李敖却非常瞧不上龙应台，认为她的作品不够深刻，仅停留在文化与情绪层面，这也可能是男作家和女作家的区别。

在影视方面，对我来说，印象最深的影星当属秦汉，高大俊朗的外型加上谦谦君子的性格，在90年代的大陆还真没有这个类型。

要论文化影响，倒是觉得我们那个年代台湾对大陆年轻人的影响更为深刻。张凌赫的走红，依赖的是平台、算法与内容工业的放大机制，而秦汉、谭咏麟、王杰、龙应台、李敖等人所代表的，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生产能力。他们不仅被观看，更塑造了语言、审美与思想。

在短视频时代，我们越来越容易把“被看到”当成“有影响力”，甚至误以为流量可以取代文化地位。但真正的影响，从来不是一时的热度，而是能否进入一代人的记忆结构。

大陆在科技创新上的进步毋庸置疑，但在文化表达与内容创新方面，整体生态仍然相对收敛。无论是影视、出版，还是公共议题的讨论，其边界与空间都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这并不意味着缺乏创造力，而是表达的路径与形式较为单一。

台湾则展现出高度的多元与细腻。从流行音乐、影视作品，到独立出版与社会议题讨论，个体经验与边缘声音都能找到表达空间。这种开放环境，使文化不只是产业，更成为社会理解自身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