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婆分家产那天,我三十四岁。
那天是农历二月,天还冻着。老屋堂屋里生了个炭盆,青烟一缕一缕往上飘。婆婆坐在正中的旧藤椅上,几个本家的叔伯在两边坐着当家。桌上摊着两张纸,一张写着房产,一张写着存款。我男人建军坐在门槛上,没进屋,说在外头透透气。
婆婆开口,声音不大,却一句一句清楚。她说,这老屋,归建民;这四万八的存款,也归建民,他要娶媳妇,要翻盖房子,手头正紧。说到建军,她顿了一顿,说,建军在外头有本事,这些年自己也攒下了,家里就不留他什么了。
堂屋里静了一小会儿。三叔公在边上说,嫂子,这样议定了?婆婆说,议定了。
我扭头看门槛上那个人。他脸上什么也没有,就是抽烟,一根接一根。我坐在他边上的小板凳上,手心全是汗。
出了老屋,走了半里地,他一句话没说。到了村口那棵老槐树底下,他把烟头按灭了,说,秀兰,打今往后,那边的事,你少往里掺。
那是我嫁过来第八年。
建军是家里的老大。他爹走得早,走的那年建军十四,建民才四岁。他爹是修房的泥瓦匠,从人家房梁上摔下来,抬到半路就没了气。那时候家里塌了天。婆婆一个女人,领着一个十四的、一个四岁的,日子过不下去。建军书念到初二就下来了,跟着村里人去县城工地,搬砖、和灰、筛沙子,一块钱一块钱地挣。挣回来的钱,一分不留全交给他娘,他娘拿这钱买米、买油、供建民念书。
建军跟我说过一回,说他十五岁那年冬天在工地上,手冻得裂口子,晚上睡觉盖的是一床带水泥味的工棚被子。那年腊月他挣了一百八十块,走十里地送回家里,他娘数了数钱,说了一句:够了,你弟这学期的学费够了。建军说,他那时候站在灶边,闻着锅里的猪油味,觉得这一年没白干。
这些事,是我后来一点一点问出来的。他自己不怎么提。
我嫁给建军那年二十六,他在镇上开了个小修车铺,补胎、换机油、修电动车,挣得不算多,好在稳当。房子是租的,两间平房,一明一暗。婆婆当初来看过一回,屋里转了一圈,说,成,你们好好过。没多待,也没给添什么东西。我也不计较,我娘家也不宽裕。
过了几年,建民出息了。他念书念到中专,出来在县城一个厂里上班,后来不干了,说要回家做点买卖。婆婆把老屋里那两间偏房腾出来给他,又把卖了两分自留地的钱给了他。我那时就跟建军说,你娘这心,偏得能养鱼。建军说,他是小的,娘疼小的,天经地义。我说,天经地义也得有个边。建军没接话。
真正把钱一笔一笔往家里填的,还是建军。婆婆每年秋后咳得厉害,建军就把药钱打过去;过年过节,他必回去,带的就是整箱的油、整袋的米、整条的肉。有年修车铺刚攒了三万块,我正打算盘下来那间铺面,婆婆打来电话,说建民做买卖亏了,欠了人家两万,急得不行。建军挂了电话,第二天就把钱汇了出去。铺面没盘成,我们又在那间平房里住了三年。我没跟他吵,就是心里堵了几天。他说,秀兰,往后不再给了。
可"往后"两个字,跟他手里的烟一样,一根接一根,从来没断过。
建民娶媳妇那年,彩礼差一万五,又是建军补的。建民翻盖房子,缺砖缺料,又是建军搭的手。婆婆逢人就夸建军孝顺,说我家老大有良心,在外头挣了钱也不忘本。可这些话,到她分家产那一回,全当没说。
分完家产的那两个月,建军夜里睡不好。他不抽烟的时候,就睁着眼躺在床上,一个字不说。我有时候听见他翻身,翻得很重。我也不问。这种事问了,等于往伤口上撒盐。村里几个相熟的来劝他,说老大你别往心里去,你娘年纪大了,糊涂。建军就笑一笑,说,我不较真,家产我不稀罕。可那句话的尾音,凉得很。
我跟建军的日子,从那以后就过得有点拧。他不再回老屋过年。婆婆生日,他让我自己去。我说,你娘想你。他说,她有建民。有一年正月,婆婆打发人捎话来,说家里杀了年猪,让建军回去。那话捎到铺子里,我正给人换胎,手上全是油。我回家跟他说,他说,不去。晚饭我做了两个菜,他吃了半碗饭就放下了。我收拾碗筷的时候,听见里屋有轻轻的动静——他在翻他爹留下的那几张旧照片。
我心里也不是滋味。我这人念旧,也认老理。婆婆再怎么偏心,到底是他的亲娘,他爹走得早,是她一个人把他们拉扯大的。这些年她对建军是薄,可要说全无恩情,也不是。我有时候想劝,话到嘴边又咽回去,劝了他只会更犟。
日子就这么过了两年。第三年春天,老家的电话来了。
是建民打来的。他一开口就急,说娘上县医院查出来了,是胆上的毛病,大夫说要做手术,得五六万,医保报不了多少。他说,哥,咱俩得凑。
那电话是我接的。我捂着话筒,回头冲里屋喊,建军,是你弟,你娘病了,要做手术。
他从里屋出来,接过电话,听了一会儿。电话那头建民说得又急又多。建军就"嗯"、"嗯"地应着。最后他开口,一句话,说得很平:这事你自己看着办吧,钱我这儿没有。
建民在电话那头喊,哥,那是咱娘。建军说,那是你娘,房子给了你,钱也给了你,这回该你了。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我在边上站着,愣了半天。我说,你这话说得太狠了,你娘要是听见,得气死。
建军把手机往桌上一放,说,她做的那些事,你都忘了?
我说,我没忘,我气她偏,可这是命关天的事。
他坐在修车铺的那条旧板凳上,低着头,两只手搓来搓去。过了半晌,他抬起头,眼睛红了一下,说,秀兰,你知道我最气的是什么?不是那间屋子,也不是那四万八。我十五岁在工地上冻手,回去把一百八十块交给她,她说够了够了,你弟学费够了。我当时就在想,我在这家里,是个管钱的匣子。这匣子开了三十年,到我爹留下那点东西,她说,匣子不用了。
说完这句,他就没再说了。我站那儿,也说不出话。
那天晚上我没睡好。我翻来覆去地想,想我十五岁那年我娘也是一个人,我想要是我娘病了,我不去,我这辈子心里能安生吗。我也想到建军,他这辈子,就这一口气,堵了三十年。
第二天早上我没跟他说,自己搭车回了趟老家。
医院在县城东边,一栋老楼,楼道里一股来苏水味。我找到那间病房,推门进去。婆婆躺在靠窗那张床上,脸黄黄的,人瘦了一大圈。见了我,她先是愣了一下,随即眼圈就红了。她张了张嘴,问的还是那句:建军呢。
我说,他铺子忙,对不上工。您先顾着自己。
婆婆没再问。过了一会儿,她拉着我的手,声音抖,说,秀兰,我知道他恨我。分家那回,是我糊涂。我就想着建民在跟前,日后给我端汤送水的还得是他,我把东西给他,是想着有人管我这一把老骨头。她在床上喘了一会儿,又说,我怎么就忘了,我这条命,是他十四岁那年一根烟一根烟给我挣回来的。
我没应声。我给她把被角掖了掖,去楼下交了两千块押金。家里那点钱,是我们这两年攒着要给孩子上学用的,我先垫上了。
回镇上已经是夜里。建军还在铺子里。我进门,他头也不抬,问,你去哪了。我说,我回去了,看了你娘。他把手里的扳手往地上一放,站起来,声音涨了:你去干什么。我说,我去看看,看完了我就回来了。他站在那儿,胸口一起一伏。我说,建军,这钱我花了,花的是咱俩的,你要怪我就怪,可我不能眼看着不管。
他没冲我发火。他坐回去,抽了半包烟,一句话没有。我收拾好铺子,先回了屋。
就这么过了三天。第四天傍晚,我正把最后剩的两千块钱数出来,装进布包里,准备第二天一早再去县城。建军推门进来,看见我在数钱,站住了。
我抬头看他。他说,你数这个干什么。我说,去医院。他说,别去了,我去。
我手里的钱一抖。我说,你去?他说,我去。他把破工装脱了,从柜子里翻出一件干净的衬衫,胡乱套上,又翻出钱包,把我手里那两千也拿过去,塞进去。他说,你在家等着。
他走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我站在门口,看着那辆旧摩托"突突"地出了巷口。
他在县城待了两天。回来那天,人瘦了,眼睛凹进去,胡子也没刮。进门坐下,我给他倒水,他喝了一口,才开口。
他说,手术做了,大夫说还成,得住一段。他说,钱是我垫的,五万多,我把卡里的钱取干净了,跟师傅又借了一万。那语气,还是平,可说这话的时候,他没看我。
我问他,你娘见着你,怎么样了。
他说,没怎么样。我进去的时候她睡着了。我站了一会儿就走了。
我说,你没跟她说句话?
他没答。过了一会儿,他从兜里掏出一样东西,放在桌上。是那种用红布包着的、很旧的一个小布包。他把布打开,里头是一块老式的银锁,巴掌大,磨得发亮,背面刻着两个字——建军。
他说,我娘睡着了,我把这个给她放枕头底下。她醒了以后,让护士从枕底下翻出来的,非叫人给我带回去。她说,这是建军满月她给他打的,那时候家里就剩这么点值钱的东西,她一直收着。
说到这儿,他停住了。端起水杯又放下,没喝。他的肩膀轻轻抖了一下,很快就稳住了。
我没说话。我走过去,把那块银锁拿起来,翻过来看了看。锁面上确实刻着两个字,边上还刻着一行小字:保平安。刻痕都磨浅了,要凑近才看得清。
那年冬天,婆婆出院了,回了老屋。是建民接回去的。建民这半年也折腾得不轻,钱出了一半,人瘦了,见着建军不像从前那样咋咋呼呼,说话也低了些。婆婆那间老屋,建军还是没回去。过了年,他一个人去了趟县城,在婆婆住的那家诊所,把复查的账结了,又留了一笔药钱。他跟我说,我这是把她的病管到底,别的事我一概不管。我说,你心里有数就行。
第二年清明,他回老屋上了趟坟。他爹的坟在村西的坡上。上完坟,他绕到老屋院墙外,站了一会儿,没进去。婆婆在院里晒被子,隔着一道矮墙看见了他。老人家扶着墙站直了身子,想喊,又没喊出声。建军冲她点了一下头,转身就上了摩托。
我坐在他后座,回头看了一眼,看见婆婆还扶着墙站在那儿,被子一角掉在地上,她也不去拉。
摩托开出村口,风灌进衣领里。建军说了句什么,风大,我没听清。我把脸贴在他后背上,他后背很硬。
回到镇上,铺子照旧开着,他蹲在门口补胎,我给他递水。他接过水,喝了一口,忽然说,秀兰,那锁,你收着吧。
我说,收哪儿。他说,搁箱子里,往后给孩子。
我应了一声,进屋把那个红布包取出来,压在了我们那个旧木箱最底下。箱子底下还压着别的,是他爹的照片,是他当年在工地上的一张黑白照,是这些年攒下的、一张都没舍得多花的存单。
那天下午日头好,我把箱子搬到门口,一件一件拾掇。建军在门外补胎,锤子敲得"当、当"响,一声一声,很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