冨谷至：确切地说，由于复仇是一种基于儒教伦理的礼的行为，虽然在法律上构成犯罪，但

冨谷至：确切地说，由于复仇是一种基于儒教伦理的礼的行为，虽然在法律上构成犯罪，但是礼的规定可以阻却处罚的落实。在前近代中国，法律通常不容许复仇，一般是通过恩赦等特别程序而使复仇者免受处罚。此外，尽管有时会颁布禁止复仇的诏令，但并未将其规定在律中。被害人对加害人的自力救济、报复由公权力代行是法律进化论的观点，也是报应成为刑罚目的的一大理由。然而，中国法制并未按此路径发展，这是因为礼的行为是个人在自己伦理关系中必须履行的义务，再有，维护脸面也属于个人事务的范畴，国家、公权力不可能去代行个人的这种礼的行为，或者个人挽回失去的颜面。因此，主张通过国家代替被害人对加害人施加刑罚来替代自力救济（报复）的理论没有成立的空间。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儒教与皇帝政治终结的清末，也未曾改变。清律《刑律•斗殴》中“父祖被殴”条规定：“若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杀，而子孙擅杀行凶人者，杖六十。其即时杀死者，勿论。（少迟即以擅杀论。）”实际上，这是允许复仇的规定。（《汉唐法制史研究》，pp.42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