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韩先楚临终前，对跟随自己多年的秘书姚科贵说，我要给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打电话，让他给你安排工作。 那时韩先楚躺在武汉军区总医院的病床上，脸膛比往日更红，说话时气跟不上，每说几个字就要歇一歇。姚科贵握着他输液的手，那只曾挥斥方遒的手此刻肿得发亮，针孔密密麻麻。 "首长，您别操心这个，我跟着您挺好。"韩先楚却摇头，枯瘦的手指在被单上敲着："不行，你跟我快二十年，耽误太多了。" 电话是护士帮忙拨通的，韩先楚对着话筒喊余秋里的名字，声音抖得厉害："老余，姚科贵...是个好同志，给个合适的位置，别委屈他。" 余秋里在那头应着，他才松了口气，挂断电话时，额头上沁出一层冷汗。 姚科贵眼圈发热，1967年他刚到福州军区当秘书，韩先楚总在凌晨三点叫他出发下基层。 有回台风天，吉普车陷在泥里，韩先楚卷起裤腿就去推车，溅了满身泥浆，回头见他愣着，还笑："小姚，这点苦算什么？" 那些年，他们在福建的山路上跑坏过三辆车，在兰州的戈壁滩上饿过两顿肚子，姚科贵的笔记本记满了八十二个县的民情，连哪村的水井浅都记得清楚。 最让他难受的是儿子三岁那年，妻子带孩子来部队，小家伙怯生生地喊他"解放军叔叔"。 韩先楚知道后，把自己的特供奶粉塞给他："回去陪陪，工作我先顶着。" 可那天下午刚到家，电话就追过来，说韩先楚在公社调研时摔了腿。他连夜赶回，见老首长正趴在炕上改报告，腿上缠着纱布渗出血来。 春节前，韩先楚让姚科贵到武汉过年。病房里摆着个小蛋糕，是他七十岁生日。 韩先楚指着蛋糕："你替我敬大家，就说...谢谢了。" 姚科贵端着酒杯转圈，回头望见老首长正望着窗外，武汉的冬天光秃秃的，他忽然想起红安老家的山，也是这样荒。 韩先楚忽然问："红安的树栽得怎么样了？"去年他让军区送了批桂花苗，特意叮嘱要栽在烈士墓周围。 姚科贵说都活了，他才安心似的点点头。 又问："那五万件军大衣，分到户了吗？" 当年为这事，他跟后勤吵过架，拍着桌子喊："扣我工资！扣到我儿子那辈也要给！" 三月初，韩先楚精神好了些，让姚科贵扶他坐起来，要看红安的照片。照片里，乡亲们穿着军大衣在田里干活，新栽的雪松直挺挺的。 他指着一张说："这是吴焕先军长的墓吧？"姚科贵说是，他忽然流泪："我死了，就葬在旁边，离老首长近些。" 去世前三天，韩先楚把抽屉钥匙交给儿子，里面只有几百块钱和几件旧军装。 他拉着姚科贵的手，说得很慢："小姚，记住...红安的事，要常去看看。"姚科贵点头，他才闭上眼睛，像终于卸下了千斤重担。 后来姚科贵去了装甲兵指挥学院当政治部主任，有回讲课，他拿出那本磨破的笔记本，翻到某页指着："这是韩司令记的，红安县每牺牲三个人，才出一个幸存者。" 台下的年轻军官们静静听着，他忽然想起老首长常说的话："我们今天坐的椅子，都是烈士的骨头撑起来的。" 每年清明，姚科贵都会去红安。韩先楚的墓前，桂花树枝繁叶茂，风吹过沙沙响，像有人在说话。 他总会摆上块蛋糕，就像那年病房里的一样，轻声说："首长，都好着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