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一代影后，被毛主席六次接见反成罪行，1968年跳楼自尽 【1962年初冬，北京】“主席又点名要见她。”李主任压低嗓门说完，便迅速把名单递了过去。那张纸上最醒目的名字，正是上官云珠。工作人员悄悄议论：能被请进中南海六次，这在电影圈简直像神话。 影迷很多，却并不都知道她的原名叫韦均，1920年出生在江阴一个小职员之家。父亲因工作频繁调动，孩子便在几座城市间辗转。六岁那年，她被送进宋氏小学，念到三年级忽然随母亲搬去常州，生活轨迹因此改变。少年时代的她内向寡言，只在课堂戏剧课上突然发光，老师说“这孩子台词一出口，灯都亮了”。 高中阶段换到苏州乐益女中，不得不说，这所由教会开办的学校课程新潮，音乐、绘画、英文俱全。她第一次接触莎士比亚的本子，用蹩脚英语读《哈姆雷特》，暗暗觉得舞台远比讲台有趣。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机轰炸华东，学校被迫停课。全家随着难民潮一路向南，最终停在相对安全又繁华的上海。 17岁的她在何氏照相馆当学徒，本意只是挣生活费，不料每天帮客人摆拍，镜头感渐渐养成。1940年4月，华光戏剧专科学校招生，她背着家里报名。考试当天雨下得很大，她穿双旧布鞋挤进考场，朗读《茶花女》选段，考官哑然：这是生面孔，可台词节奏像在舞台滚爬多年。录取通知寄到家里，父亲气得掀桌，她却拎着一个旧皮箱就走了。 同年，她调入新华影业演员训练班。第一部作品《王老虎抢亲》不过两场戏，但她的眼神戏把导演吓一跳。紧接着，《玫瑰飘零》《国色天香》连轴转，票房号召力节节攀升。上海报纸拧出新名字——“上官云珠”，意在凸显贵气。她自己后来笑谈：“其实我那会儿连像样首饰都买不起，哪里来云珠。” 真正让她封后的，是1947年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一身珠光宝气的汉奸夫人何文艳，一转身抛出轻蔑眼神，观众在影院里齐刷刷倒吸冷气。影片公映十天票房破纪录，连《申报》都破例发长评。同行感慨：“她让坏人角色有了温度，更有了阴冷。” 1949年上海解放，文化政策迅速调整。影片《乌鸦与麻雀》呼应时代主题，她把小资产阶级知识妇女演得棱角分明，最终捧回文化部个人一等奖。这一年，她第一次获邀赴京，同周总理、文化部领导茶叙。到1959年前后，她先后六次受到毛主席接见。主席老人家爱看戏，谈到她的角色时说：“云珠演活了人心里的拧巴。”那一席话她记了整整十年。 事业高歌猛进，个人情感却犹如破船。她19岁与美术老师张大炎结婚，三年后就因“女人不该抛头露面”的争吵离异，只留下儿子张其坚。1944年在重庆演出期间与剧作家姚克闪婚，对方风流好酒，第三年便带着学生私奔。那份离婚协议，她签得干脆：“戏班唱完这一折，换人上场。”1951年，她在上海与兰心大剧院经理程述尧再婚，终于尝到几个月安稳日子。遗憾的是，程因“历史问题”被审查，她被迫划清界限。第四段婚姻对象贺路，是礼服店经理，日子虽清苦却相守十余年，可惜历史风暴卷来，两人同被隔离审查。 1966年之后，气氛骤变。昔日荣誉突然成了眼中钉——“被最高领袖多次单独接见，说明问题严重”。造反派在上海电影制片厂贴大字报，称她“野心家”。那天深夜，审查组冲进家门，不容分说就抄走全部剧本和书信。她被带到会议室批斗，双手被反剪，不断有人推搡。她试着解释自己没有政治活动，可回应只有皮带扣和唾沫星子。 “写交代！”“再写！”一张张白纸像深不见底的陷阱。她被逼写下与所有接触过的领导、演员、亲友的“关系网”，自述多到自己也搞不清真假。她常说“我演戏三十年，演不了这一出。”旁边一人冷笑：“现在轮到你上台了。” 连续数月的体罚让她旧病再发，腰椎骨折部位剧痛难忍，头上多处伤口却无人医治。夜里，她被关在厂区一间废弃化妆间，窗外是铁轨，火车经过时整间房都在颤。有人路过听见她自语：“若是舞台灯还能亮，倒也支撑得住。” 1968年11月23日凌晨，寒意透骨。她趁看守打盹，从三楼窗台翻出，重重坠下。仅48岁。厂医初步记录“跳楼死亡”，随后抹去姓名。儿子张其坚奔到太平间，被拦在门外，只听门缝里传来一句冷冰冰的“出去”。多年后他回忆：“那一夜，我没看见母亲最后一眼。” 十年之后，政策拨乱反正。1978年，上海电影局为她举行追悼会，宣布彻底平反。大厅里挂出她的剧照：或旗袍，或军装，或素面朝天，每一种都是时代切面。老影迷掉泪，新观众驻足，议论声此起彼伏——有人敬她演技，有人叹她命运。资料室重新整理拷贝，留声机里放出那段老唱片，音质嘶哑，她在片尾低声念一句台词：“每个人都在戏里，也在戏外。”只此一句，似乎替后来者点破了那动荡岁月的荒诞。 不得不说，上官云珠的结局是一种警示。艺术与政治本不相悖，却可能因权力风向瞬间翻盘。今天看她的影片，光影依旧锐利，角色依旧鲜活。影片定格到最后一帧，她微微侧头，眉眼含笑，仿佛仍在等待下一次谢幕掌声。而属于她的那束追光，终于在人群散尽之后重新亮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