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1947年，毛人凤找到陈布雷，表示你女儿陈琏涉嫌通共，已经被逮捕了，陈布雷顿时一惊，当即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该当何罪，任凭发落”，不曾想，正是这句话，救了他女儿一命。 （参考资料：2013-01-22 新晚报——蒋介石左膀右臂陈布雷秘事：女儿女婿加入共产党） 在国民党的核心圈里，有这么一个怪人，蒋介石的枪杆子很硬，可他的笔杆子一度软得拿不出手，直到老友张静江点醒他，并力荐了一个叫陈布雷的报人。 蒋介石对这个名字不陌生，早就读过他的文章，当即赞叹：“布雷先生文笔犀利，析理晓畅，当今海内实无出其右者。” 第二天，陈布雷就被请到了总司令部，初次试笔的一篇《告黄埔同学书》，便让蒋介石满心满意。 可这位笔力千钧的陈布雷，偏偏是个不爱做官的书生，蒋介石几次三番请他出山，他都婉言谢绝，总说“书生论政，多不中的”，他宁愿做一辈子新闻记者，退一步，也只想给蒋介石当个私人秘书，位不必高，禄不必厚。 北伐成功后，在蒋介石的再三敦促下，陈布雷才算正式踏入仕途，成了蒋介石身边再也离不开的“文胆”。 就这样，陈布雷在派系林立、争权夺利的国民党高层，活成了一座孤岛，他的清廉，到了近乎苛刻的地步。 陈布雷不兼职，只领一份薪水，家里连地毯都没有，地板从不打蜡，灯泡不超过60瓦，在南京酷热的夏天，他办公室里甚至连台电风扇都舍不得装。 身处最容易攀附也最容易得罪人的位置，陈布雷却凭着鲜明的个性赢得了各派尊重，他从不拉帮结伙，待人处事有自己的一套规矩。 比如，对那些陈布雷看不惯的权贵，像陈立夫和朱家骅，他会吩咐门卫，让他们只能在会客室等着，不准踏入他的办公室半步；而像于右任、张治中这样的朋友，则点个头就能径直入内。 洁身自好是一回事，看清时局又是另一回事，陈布雷不仅是蒋介石的笔，更是他身边一个清醒的旁观者。 一次和好友邵力子私下聊天，陈布雷毫不避讳地指出了国民党衰败的根源：“中国的事情坏就坏在一个‘钱’字和一个‘权’字上，国民党现在江河日下，也就坏在这上面。” “孔祥熙和宋子文在党里弄钱，两个人都是不顾老百姓死活的能手；陈立夫兄弟在党里弄权，两人都是欺上压下弄权的能手，这个‘钱’和‘权’害了国民党了。” 这番话可谓一针见血，但也道尽了一个高级幕僚的无力感，而这份无力感，很快就以一种更残酷的方式，撞进了他的家庭。 陈布雷的长女陈琏，早在1939年就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周恩来和邓颖超对这个身份特殊的女孩格外关注。 陈琏毕业后本想去延安，却被周恩来亲自劝下：“现在是国共合作，你如果去了延安，陈布雷先生向我们要人，我们怎么办？” 于是，陈琏听从安排，留在国统区，后来与同为中共地下党员的袁永熙相恋。 1947年，两人结婚前才将此事告知父亲，陈布雷从未见过这个女婿，心里犯嘀咕，怀疑他是共产党，便托人去查。 得到的回复是：袁永熙是个正派有才学的青年，陈布雷听后稍感宽慰，却仍忍不住感叹：“有点左倾，怜儿找的人总是左的，左的青年一般比较正派，只要不是共产党就好。” 谁知，陈布雷最担心的事，恰恰就是事实，蜜月刚过，陈琏和袁永熙就在北平双双被捕，消息传到蒋介石那里，连他都觉得棘手——自己最信任的“笔杆子”，女儿女婿竟然是共产党嫌犯。 而陈布雷写给蒋介石的信，更是简短得令人心惊：“女儿陈琏、女婿袁永熙，因‘共党嫌疑’自北平解抵南京，该当何罪，任凭发落。” 这寥寥数字，是陈布雷忠诚与父爱撕扯到极致的表达，蒋介石深知，这位跟了自己二十多年的老部下，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会低头求情。 于是，在一次宴请胡适之后，蒋介石特意把陈布雷留下，给了他一个台阶：“你女儿女婿的案子，我派人查过了，不是共产党，是‘民青’，你可以把他们领回去了，要严加管教。” 最终，夫妻俩被保释出狱，陈布雷还为女婿在中央信托局安排了工作，然而，故事的走向远比这更具讽刺意味，陈琏和袁永熙出狱后，立刻接到了党的最新指示：潜伏在陈布雷身边。 陈布雷用一支笔为蒋介石的“枪杆子”服务了一辈子，以一个清流的姿态，在国民党这个巨大的染缸里勉力维持着自己的干净，他看透了政权的腐朽，却无力回天。 而最终，陈布雷发现自己用生命去忠诚的政权，和他视若珍宝的亲生骨肉，早已站在了对立面，在一个注定分崩离析的时代，一个文人的风骨与挣扎，终究抵不过历史的洪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