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初，总理到玉溪烟厂考察，在得知褚时健要花费46亿元新建一座烟厂后，总理问褚时健：这么大投资，有把握增加利税吗？褚时健说：我保证，一年最少能增加30个亿。 说到底，他底气是攒出来的，不是凭空捏造。 褚从1981年上任那天起，厂里就没安生过，他不爱坐办公室，每天不是在旧厂房鼓捣设备，就是拉着人下田地。 那时候玉溪卷烟厂家底薄得很，资产总额一千多万，连正经厂房都没有。 工人家属住在工棚里，烟叶混着泥巴味，生产出来的烟口感淡、劲不足，在市场上毫无竞争力。 他第一件事就是改设备，外头说他疯了，厂里也吵作一团，一个厂长刚上任就要借几千万买进口卷包机，在当时，几乎没人敢点这个头。 他引进了日本的、荷兰的、英国的设备，虽然不是最先进的型号，但全都在70年代末的国际水平之上。 设备上来了，问题又出在烟叶身上。 云南本地烟叶原来质量也算过得去，可随着设备升级，问题就暴露了。 烟不香、味不冲，原料跟不上。 他不是坐等国家支援的人，眼见农民自己种的烟不达标，就干脆提出“烟田是第一车间”这个说法。 简单讲，就是烟厂出钱，包化肥、修水渠、搞技术培训，但条件是烟农必须把烟叶卖给厂里。 这招，不只是种烟的逻辑，更是经营思路上的转身。 那会儿的制度规定，烟厂不能直接介入种植和收购，属于烟草公司的事。 他这么干，是踩了红线。 但他没退，一是因为试验田的成果实在漂亮，通海那一带的烟叶质量直接对标国外；二是因为地方上得了实惠，县里年年增收，烟农有钱挣，没人反对他，反而纷纷效仿。 在这种“反向整合”下，玉溪卷烟厂不光是生产工厂，更成了整个烟草产业链的调度中心。 从化肥流向、烟苗下地，到烟叶烘烤、等级划分，全都由厂里统一安排。这一整套做法，最厉害的不是技术，而是他把农民的生产行为和工厂的利润目标绑在一起。 烟叶种得好不好，直接决定企业赚不赚钱，农户自然更上心，厂里也更安心。 这还不算完。 等到烟叶这块稳定下来，他盯上了体制更深的部分。 烟厂、烟草公司、烟草专卖局，本来是分开的，互不隶属，各有各的算盘。 褚时健要把这三者合一，成一家人，一条龙经营。他说得直白：“龙头怎么摆，龙尾巴就跟着动。”他要的是控制权，从种植到生产再到销售，全部掌握在一个系统里。 这在当时，不亚于捅了马蜂窝。 很多人说他把烟厂的桶伸进了烟草公司的井，还想顺手挖掉销售那口井。 省里的烟草公司半信半疑，国家烟草总局有人直接说他“胆大妄为”。可他扛住了，一是靠政绩，红塔山牌子响，利税节节高；二是靠实干，他不是只喊口号，他真把三个系统整合成一个集团，在实际运作中跑通了流程，连税务局都默认了这套模式的存在。 红塔集团一成立，烟厂成了印钞机。 有个笑话当时很流行，说是厂房里不是卷烟机，是“印钞机”。 从1990年开始，红塔山成了全国热销品牌，光靠浮价烟，一年净赚就是几十亿。而褚时健，也成了别人眼中的“褚财神”。 但名声起来的时候，问题也跟着来了。 烟厂当年有个隐秘的东西，叫“小金库”。说白了，就是厂子自己额外存的钱，没上账，不归国家管。这个钱哪里来？一部分是浮价烟批文带来的，出厂价4.6元，市场价10块往上走，一件烟利润惊人。 批文在褚手里，一批就是上千件，这钱自然就流进了“小金库”。 小金库用来干嘛？铺厂房、做广告、补贴烟农、资助地方项目……也用来送礼、打点人情。 在那个制度不透明的年代，这几乎是公开的秘密。 没人觉得这有什么，国家也没查，连纪委都知道这个事。厂子扩建修到60亿的规模，连贷款都没办过，全靠这笔“账外资金”。 但也正是这笔钱，最后成为褚时健命运逆转的导火索。 1995年，一封来自河南的匿名举报信，把他的名字递到了中纪委桌上。 一开始大家都不当回事，觉得这是地方内讧。 但没过多久，线越查越多，马静芬和褚映群——他的妻子和女儿，也被卷了进去。 褚时健一生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女儿的死，她在看守所里撑不住了，自杀身亡。 1997年，他被捕。1998年判了无期，理由是私分公款、财产来源不明。 总金额不到四百万美元，远比他创造的利润微不足道。但这起案子震动太大，全国关注，被称为“世纪审判”。 法庭上，褚坐得挺直。 他没有为自己辩解太多，只说了一句：“我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他的律师试图从分配机制入手辩护，指出他17年里工资不到80万元，和创造的数百亿利润严重不对等。 入狱后，他没再出头露面。 2002年因糖尿病获准保外就医，住在玉溪老家。 没多久，他又开始种地，这次不是烟，是橙子，他说，得干点事，不然活着没劲。 那片果园后来出了名，“褚橙”一度卖到供不应求。 人们惊讶，一个老犯人、快九十岁的老人，居然还能把农业品牌玩得风生水起。 他这辈子最服的就是种、管、收这三件事。不管是烟还是橙，他都管得细，抓得紧，认死理。 2019年，褚时健去世。 那年很多人写悼文，褒贬不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