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3000日军战俘顶着零下三十度的天气、穿着单衣跪在通化城头，想起他们不久前的所作所为，朝鲜名将方虎山盛怒之下，决定宁愿背负骂名，也要用刺刀将这群人挨个挑死，尸体全部踹进未解冻的冰河！ 1946年初，通化的冬天异常寒冷，零下三十多度的气温中，街道空旷，冰雪覆盖着屋檐瓦片和道路，抗战虽然已经胜利几个月，但这座位于东北的边陲小城依然笼罩着战争留下的阴影，日本战败后，通化成为安置日军战俘的重要地区，大量关东军士兵、伪满警察和侨民聚集在这里，名义上接受管理，实则暗藏不安分的势力。 日本投降后，东北的局势并没有随之安定，通化更是一个敏感区域，既是交通要地，又是军事重镇，当时中共已经在这里建立了民主政府，开始恢复秩序，但由于力量有限，城中守军只有几个连，主力部队大多分散在周边山区围剿土匪，这一情况被潜伏的国民党势力看在眼里，他们认为这是一个绝佳的时机，联合不甘投降的日军，秘密策划一起暴动。 主谋之一是国民党通化党部书记孙耕尧，他与原关东军125师团参谋长藤田实彦取得联系，后者在日本战败后化名“田友”，以商人身份活动在通化城中，两人一拍即合，在1946年1月着手组织暴动，他们利用过去的日军陆续聚拢兵力，将原日军军官、侨民、伪警察、地痞流氓和国民党特务编入队伍，秘密储备武器，部署计划，他们甚至在山神庙焚香起誓，立志要“光复失地”，重新夺回通化的控制权。 这场阴谋并不是毫无破绽，中共干部沈殿铠在日常工作中察觉到一些异常，他选择主动接近暴动分子，假装被策反，打入敌人内部，经过数日接触，他逐渐获取了暴动的时间、地点和人员名单，1946年2月2日，他将情报迅速上报，通化省分委和辽东军区接到信息后，紧急召开会议，连夜布置应对，当天晚上，茹夫一参谋长带人突袭，先下手为强，抓捕了孙耕尧等12名暴动核心成员。 但暴动的准备已经完成，即使首脑落网，行动仍按预定时间启动，2月3日凌晨，通化全城电力突然中断，这是事先约定的信号，一时间，黑暗中火光四起，潜伏的暴徒从四面八方袭来，他们袭击电报局、行政公署、粮库等要害单位，目标是迅速瘫痪政府机构，制造混乱，最惨烈的事件发生在通化陆军医院，医院原本收治着大量解放军伤员，日本籍医生和护士趁夜发动袭击，使用手术刀、注射器等器具残忍杀害了八十多名毫无反抗能力的伤病员，清晨时，医院的墙壁上残留着斑斑血迹，屋顶悬挂的冰柱中还混杂着血水。 通化的守军虽然人数不多，但反应迅速，他们组织防线，在重要节点阻击暴徒，不久后，接到紧急命令的朝鲜义勇军从城外赶来，这支队伍由方虎山率领，多年来一直在东北抗战前线与日军作战，部队中不少人都与日本人有血海深仇，一听说通化被袭，几乎是翻山越岭连夜赶来，他们进入城区后迅速展开反击，配合守军从三面包围暴徒，街头巷战持续了数小时，子弹在冰冷的街道间呼啸，有的战士马刀砍卷了刃，就抢过敌人的刺刀继续拼杀，战斗至天亮，暴动彻底失败，五万多名日本战俘中，参与暴动的有数千人，最终被击毙五百余人，活捉三千多人。 战斗结束后，通化城一片狼藉，街道上残留着弹壳与血迹，医院门前的积雪也被染成黑红色，方虎山作为前线指挥官，亲自指挥战后清理，面对跪在地上的三千多名战俘，他没有表现出一丝犹豫，这些人曾是侵略者，在抗战期间对中国和朝鲜人民犯下滔天罪行，如今他们身为战俘，不仅不悔改，反而图谋复辟，方虎山下令将所有参与暴乱的战俘集中，押送至通化城头，那时天气极冷，他们只穿着单衣，在刺骨寒风中颤抖，士兵们在浑江冰面凿出几个大口子，准备处置战俘尸体。 执行命令时，整个城内鸦雀无声，没有人发一语，也没有任何仪式，战俘一个接一个被押上城头，随后被处决，尸体投入冰窟，冰面因气温过低，很快又结上一层薄冰，据说几日后，鸭绿江下游仍可看到浮出的尸体，这一处置方式震慑了通化周围所有不安分的势力，原本还蠢蠢欲动的部分日军残部、伪警和潜伏特务，在此之后纷纷潜伏不出。 通化事件发生后，引起了国外舆论的关注，部分外国媒体报道此事，对处决战俘一事提出质疑，但中共方面态度坚决，认为这是正当的反叛镇压行动，是对战争罪行的必要追责，随着形势稳定，东北地区开始加强对日本战俘的管理，一部分参与暴动之外的技术人员被遣返回国，留用者则接受了严格审查和思想改造。 这场突如其来的暴动既是一次军事冲突，也是一场政治斗争，它暴露了日本战俘中依然存在的复仇情绪，也揭示了国民党在东北地区破坏和平的真实意图，通化事件的平定，不仅稳住了东线局势，也为之后的解放战争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