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年底，毛主席找到华国锋：“国锋啊，我看功德林的战犯可以特赦了！”华国锋问道：“全都放了吗？我看有13人就不能特赦！”
说起新中国对国民党战犯的改造，这事儿得从解放战争结束后讲起。那时候，大批国民党高级军官被俘，包括少将以上的军职人员和一些省党部高官。 他们起初大多关在劳改所，到1956年以后，全都集中到北京的功德林。这地方原本是佛教建筑改的，目的就是让这些人好好反省过去。 改造初期，很多战犯特别顽固，脑子里还装着旧时代的那套忠诚观念，对人民政府满是敌意。拿黄维来说，他是江西贵溪人，1904年生，早年加入国民党军队，在淮海战役中当第十二兵团司令官，1948年12月在双堆集被俘。 进了功德林后，他一直不服气，公开表示如果重打战役结果不定，还私下聚众议论旧事，导致多次被隔离审查。他留长胡须表示抵抗，拒绝承认错误，到最后一批才出狱，这也反映出他自己的顽固。相比之下，杜聿明的情况就好些。 他1904年生于陕西米脂，也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在淮海战役任徐州剿总司令，1949年1月在张老庄被俘。 刚进去时，他情绪低落，曾试图自杀，但后来通过劳动和学习，态度转变，1959年成为首批释放的战犯，出狱后担任文史专员，参与政协工作。 华国锋呢，1921年生于山西交城，早年参加抗日战争，1949年后逐步升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他负责公安工作，对战犯改造政策执行得很严谨。 毛主席1893年生于湖南韶山，领导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一直注重宽大改造的政策。整个改造工程在新中国历史上是个大成就，通过教育和劳动，让这些战犯逐步认识到旧时代的错误。像杜聿明那样，从敌意满满到主动参与工作，这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得靠长期坚持。 黄维的例子就说明，有些人转变慢，但政策还是给了机会。到了1974年底，形势变化，大陆希望改善两岸关系，于是决定特赦剩余战犯。 这时候，毛主席找到华国锋，提出把功德林的战犯都放了。华国锋根据标准，觉得有13人不符合条件，这些人主要是顽固分子，像黄维为首，他们到现在还没彻底改变思想。 报告中详细列出293名在押战犯，其中这13人特别突出。公安部提交的《关于第七批特赦问题的报告》就是基于这个。毛主席坚持全放，认为这样能展示诚意。 华国锋作为执行者，召开会议落实，强调一个不留。清理工作由公安五局负责，历时半年，逐人核查档案，确保无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