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的一次会议上，林徽因指着时任北京副市长吴晗的鼻子：“我林氏满门忠烈，你算个什么东西？”这一声怒吼，犹如一道惊雷，在会议室内炸开，那么，一向温和的林徽因，为什么如此愤怒？ 1953年夏天，北京城的空气沉闷，热浪贴在皮肤上，连吊扇也显得有气无力，欧美同学会餐厅里，一场关于城市改造的会议正在进行。 坐在角落的林徽因神情凝重，脸色苍白，呼吸急促，连拿茶杯的手都在微微颤抖，她本不该出现在这样的场合，医生已三番五次叮嘱她卧床休息，但她坚持来了。 会议桌上铺着北京市规划图，副市长吴晗站在图纸前，手里拿着钢笔指点，语气坚定，说城墙阻碍交通，牌楼妨碍市容，老建筑应当拆除。 图纸上，永定门、东单、西四等标志性地点都被标了红色的叉，颜色刺眼得让人心慌，林徽因目光一动不动地盯着图纸，她的指关节发白，唇角紧紧抿住。 没人注意到她眼中闪着泪光，这些年，她和梁思成带着学生走遍中国，为的就是把这些古老建筑的来龙去脉摸清楚，山西五台山佛光寺的梁柱上，至今还留着她趴在尘土中做测绘时擦过的痕迹。 那个唐代木结构的殿堂，是她多年寻访的心血，当年日本学者说中国没有唐代木建筑，她一声不吭地拖着病体走山路，在荒草堆中翻找线索，最后在屋梁上发现墨书题记，一锤定音。 这些年她的病越发严重，咳嗽不止，常常一夜不能合眼，但每次北京城要动工，她还是坚持看图、写意见。 1950年，她与丈夫梁思成联名提交了关于保护古都北京的报告，建议另建新城，保留老城格局，希望中轴线两侧原貌尽量不动，可这个方案很快就被驳回，理由是“不合时宜、浪费土地”。 吴晗冷静地讲完之后，扫了一眼会议室，目光在林徽因身上停了一下，他说：“我们不能为了一些落后封建的遗迹，阻碍现代化进程，莫斯科拆掉老教堂，依然建起了高楼大厦。”
话音未落，又加上一句：“有的人出身旧社会，思想也该进步些。”林徽因猛地站起身，茶杯跌在地上摔成几片，她的声音沙哑：“我侯官林氏满门忠烈！”这句话在安静的会议室里像一记闷雷，把在场的人都震住了。 她的手扶着椅背，身体明显在发抖，但语气里没有一丝退让，“你说我出身旧社会，我问你——林觉民写《与妻书》时，你在干什么？林恒开飞机撞日军时，你在干什么？” 林家的家谱并不需要她多解释，叔叔林觉民在黄花岗起义中牺牲，诀别信传世至今，弟弟林恒为抗战而死，飞机撞向敌舰，父亲林长民曾是五四运动的推手，在维新失败后受尽打压。 她自己，从一个不被建筑系接受的女子，到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以旁听身份做出成绩的助教，从年轻时骑马踏查建筑，到病榻上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图案，几乎把生命都交给了这片土地的历史遗产。 会后，很多人都沉默了，林徽因回到清华园不久，病情恶化，她再也没能走进一次完整的古建筑，1954年，东单、西四等地的牌楼被陆续拆除。 她听见锤子砸墙的声音，躺在床上默默流泪，她曾让护士扶她到窗边，望着尘土飞扬的远方，只说了一句：“等他们后悔的时候，我坟头的树都该长得能撑伞了。” 1955年，林徽因病逝，年仅五十一岁，她的墓碑由自己设计，形制朴素，安放在八宝山，梁思成把她留下的测绘资料一页页分类归档，说她走了，但她的眼睛还盯着这座城。 后来永定门重建，城楼模样仿照原样，但砖缝里少了糯米灰，少了火痕、烟印和岁月气息，导游一边举旗一边说：“这是按照传统工艺复原的。”可真正见过原砖的人，早已不在台下。 林徽因当年的那句怒骂，如今还被少数人记得，不是因为语气重，而是因为她说出的每一个字都带着血，带着骨，带着她亲手触摸过的城墙温度，那是她一生护不住的北京。
肥肥的兔子
不是不能拆，是不能一股脑全拆，那可是文物，有些确实影响城市发展，但如果只要是旧的都拆，那是不是故宫得先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