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陈布雷的女儿女婿被捕，蒋介石找陈布雷谈话，询问他对此事的想法。陈布雷说：“如果他们真是共党，那就杀了吧！” 但谁能想到，此话竟暗含深意。
那年的南京，秋意渐浓，梧桐叶打着旋儿落在湖南路508号的青砖小院里，陈布雷的书房亮着灯，他正伏案修改一份蒋介石明日要用的演讲稿，狼毫笔尖在宣纸上沙沙作响，墨迹未干的“戡乱救国”四个字显得格外刺眼。
窗外突然传来汽车急刹的声音，轮胎碾过碎石路的声响让他的手微微一颤，一滴墨汁晕染在“国”字最后一笔上。
毛人凤的皮鞋踏在柚木地板上像踩着鼓点，他没等侍从通报就推开了书房门，陈布雷抬头时，正对上对方鹰隼般的目光。
“布雷先生，令爱陈琏小姐恐怕得在国防部监狱住一晚了。”这句话像块冰碴子砸进热茶，书房里空气瞬间凝固。
陈布雷的笔悬在半空，墨汁顺着笔尖滴在镇纸旁的信笺上，那是三个月前女儿从上海寄来的家书，末尾“父亲大人安康”后那个不起眼的逗号，此刻在视线里不断放大，这个约定好的危险信号，终究成了现实。
北平棉花胡同的婚房里，《民主青年同盟章程》被特务翻出来的那一刻，陈琏就知道父亲会面临怎样的风暴。
她和丈夫袁永熙被捕的消息传到南京时，蒋介石正在批阅徐蚌前线的战报。
侍从室主任俞济时亲眼看见，委员长把红蓝铅笔啪地折断在“陈琏”两个字上。
没人知道陈布雷被召见时经历了什么，只知道他回来时中山装后背湿透，却对副官说了句莫名其妙的话：“北平的秋海棠该谢了。”
当蒋介石盯着他的眼睛问“你怎么看”时，陈布雷的回答像刀刻斧凿般冷硬：“若确为共党，任凭处置。”
这话表面狠绝，内里却藏着老练的政治智慧，他太清楚蒋介石的多疑，若当场求情，全家都要陪葬，反而用“大义灭亲”的姿态，给老蒋留足转圜余地。
果然三天后，蒋介石在宴请胡适的饭局上“偶然”提起：“查过了，不是共产党，领回去严加管教。”这话看似宽恕，实则是给二十年主仆情分留的最后体面。
夫妻俩被轮番提审时，特务阴笑着递话：“你爹说该杀就杀。”
陈琏咬着渗血的嘴唇冷笑：“他笔下的文章，哪篇不是你们逼着写的？”
这话辗转传到陈布雷耳中时，他正在给蒋介石写《剿匪总动员令》，钢笔突然划破纸张，墨水晕开像团血污。
南京的冬夜比北平更冷，出狱后的陈琏被父亲安排在慈溪老家待产，却不知陈布雷每天深夜都在烧毁文件。
侍从副官记得，有次火盆里飘出张照片残角，隐约是西南联大校园里举着标语的年轻面孔。
1948年深秋，当陈布雷带着女儿女婿拜谒中山陵时，陈琏发现父亲对着“天下为公”的匾额站了许久，中山装口袋里露出半张去香港的船票。
最后的告别藏在细节里，陈布雷自杀前夜，把珍藏多年的《资本论》精装本塞进女儿行李，书页空白处写着“怜儿存念”。
十天后，陈琏在整理遗物时发现父亲日记里夹着份泛黄的《新华日报》，头版正是周恩来对“国民党第一支笔”的评价：“道德文章令人钦佩，唯愿为四万万人执笔。”
当陈琏1967年从华东局办公楼纵身跃下时，她口袋里还别着那枚褪色的“袁永熙”胸针，而台北阳明山上，陈布雷的长孙陈师孟正为陈水扁起草“去中国化”的演讲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