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彭德怀妻子浦安修离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还曾写信给杨尚昆，说：“希望能有一本好的彭德怀传记问世。” 1991年5月1日，北京城里正是热闹的时候。 大街小巷挂着红旗，到处是庆祝劳动节的标语和广播，广播里循环播放着《咱们工人有力量》，人们脸上挂着喜气。 但在301医院的某间病房里，浦安修已经说不出话了。 她气息微弱，手指发颤，却执意要工作人员给她拿来纸和笔。她要写一封信，一封她这一辈子最用力也最安静的信。 信是写给杨尚昆的，她没求什么名分、待遇、抚恤，也不是为了她自己。 她写下的只有一个请求：希望国家能够推动一部真正公正、真实可信的《彭德怀传》出版。 浦安修这一生，很多事都不声不响，但都稳稳当当地做了。 她1918年出生在上海嘉定一个还算殷实的家庭，父亲是教书先生，从小就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规矩中摸爬滚打着长大。但她早早就表现出与周围那些规矩女孩不同的性子，17岁考进了北平师范大学，读书认真，也接触了进步思想。 1935年，正是全国局势动荡之时，她听说陕北有一个叫延安的地方，聚着一群“想干正事”的人，就不顾家人反对，一个人背着铺盖卷北上了。 但浦安修在那儿过得很充实，干劲特别足。 她是那批从大城市来的知识女性中最早一批入党的，才第二年就成了正式党员，组织上对她印象极好。 1938年，她20岁，旅长陈赓做了媒，让她认识了彭德怀。 彭当时已经是抗战前线的高级将领，个头不高，身板结实，皮肤黝黑，说话带着湘音，平日里严肃寡言，是有点让人怕的那种军人。 可浦安修一点不怕她，跟他说话既不绕弯子，也不撒娇，倒让彭德怀觉得眼前这姑娘有意思。 两人一来二去，感情便热了。 1939年春节，一场简朴得不能再简朴的婚礼在延安一间窑洞里办了，邓颖超、康克清都来做了见证人。 新婚不久，彭德怀就带她去了太行山。 浦安修没当自己是首长夫人，每天和妇救会的姐妹们一块上山挖野菜、熬地瓜干。 彭德怀也不惯着她。那年冬天，她因为感冒高烧想请个假，被彭德怀当面训斥：“妇救会员都要上山挖菜，你不去，谁去？你是党员，还带头偷懒？”她咬咬牙，拎着筐照样上山了。 抗日战争结束没多久，朝鲜战争又打响了。 1950年10月，彭德怀被任命为志愿军司令员，跨过鸭绿江去了朝鲜。 浦安修留在国内，等了两年才有机会去朝鲜慰问部队。 她千里迢迢赶到志愿军总部，却换来彭德怀一句：“你来干什么？你是司令员的老婆，其他一百万指战员的老婆也能来吗？”这话砸得她一句也说不出，转身回了宿舍哭了整整一晚。 可她没怪他。 她知道他为什么说那话，他不是不想见她，而是不能。 她把委屈咽了下去，第二天照样精神抖擞地慰问战士、发棉衣、唱歌跳舞。 等到抗美援朝打完，彭德怀回国，她以为日子能安稳一点。 她调去西北某国营企业任党委副书记，他在中央任职。两人虽然聚少离多，总算能偶尔一起吃顿饭、散个步。 但平静没维持几年。 那时全国都知道“批彭”的风声，连浦安修也没能幸免。 1962年左右，轮番找她谈话，说要她和彭德怀划清界限。 她不说话，不签字，最多点点头、写点模糊的表态。组织上看她不配合，干脆逼她主动提出离婚，说“离婚了就证明你立场清晰”。 她被逼到墙角，写下了离婚申请。 她没告诉彭德怀，只是交给组织。离婚申请递上去后，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立刻说了：“离不离婚是人家的私事，不该组织干预。”周恩来也说：“得问问彭老总同不同意才行。”邓连申请书都没看完就摆摆手：“这是家务事，我们不干涉。” 实际上的离婚手续并没办下来，可两人从此也断了往来。 再见面，是在1974年。 彭德怀那年查出患癌，住进医院。他让侄女去找浦安修，说想吃顿饭。 她赶到医院，两人面对面坐下，菜没几样，气氛也不热闹。 彭德怀一边吃，一边说：“等我去西南安顿好了，你到那儿来看看我。”她点点头，没说别的。 这顿饭之后不久，彭德怀离世。享年76岁。 1978年，彭平反，追悼会那天，她坐在第一排，胸前佩着黑纱，代表家属致辞。 没人再提离婚的事了，她还是“彭夫人”。 平反之后，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始整理彭德怀的遗稿。 她收拾旧纸箱、翻抽屉、找笔记本，把他写过的东西一页一页誊抄、分类，熬了三四年，完成了《彭德怀自述》的整理工作。 书稿交给人民出版社，出版时她没有留一分钱稿费，全捐了。 可她知道光靠一本“自述”还不够。 她一直希望能有一部权威、系统、不避讳的《彭德怀传》问世。 她不要粉饰，也不要“立功传”，她只要一本写实的书，把他从黄埔军校讲到抗美援朝，把他的褒与贬、光与影，一五一十地写下来。 于是1991年那个五一节，她挣扎着写了那封信给杨尚昆，就一句话：希望国家能编写一部好的《彭德怀传》。 信写完第二天，她就去世了。 六年后，《彭德怀传》出版，也许就是这样一本书，才真正回应了她临终时的那个请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