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被迫“退休”后的赫鲁晓夫在莫斯科郊外一所别墅内过起了闲云野鹤的生活，他每个月有500卢布作为抚恤金，有时家里人还会来看他，他非常高兴，享受着天伦之乐。 苏联历史中，赫鲁晓夫的退休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转折点。1964年10月，他被以健康为由免去职务，这并非自愿选择，而是高层内部的集体决定。 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决议，安排他离开克里姆林宫，移居郊外。彼得罗沃-达利涅耶村的别墅成为他的新居所，这里远离城市喧闹，却也切断了与政治中心的联系。 养老金定为每月500卢布，这在当时属于较高水平，能覆盖基本生活需求，但后来调整为400卢布，反映出当局对他的待遇微调。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苏联体系对前领导人的处置方式，避免了以往的极端措施，却也设置了层层限制。 退休初期，赫鲁晓夫面临适应难题。从掌控国家事务到突然闲职，这种转变考验着他的韧性。他曾主导去斯大林化进程，推动农业改革，如玉米种植计划和处女地开垦，这些政策虽有成效，但也引发内部不满，导致他的下台。别墅生活虽有保障，却伴随监视。 克格勃人员负责安全，同时记录他的每一次外出和来访。电话线路被监听，信件需经检查，这确保他无法公开表达意见。这样的环境，让他难以完全放松，却也促使他寻找新方式填充时间。 家庭成为他晚年支撑。妻子尼娜和子女定期前来，儿子谢尔盖尤其活跃，帮助处理事务。孙辈的出现带来活力，他们的探望让他暂时忘却孤寂。赫鲁晓夫喜欢与家人共处，这些时刻让他体会到普通人的温暖。养老金用于维持家庭开销，包括招待亲属的简单聚餐。 尽管监视存在，家人互动仍保持一定频率，这在苏联高层退休者中不算罕见。这样的亲情纽带，帮助他度过最初的低谷期。 随着时间推移，赫鲁晓夫逐渐建立起日常节奏。他开始园艺工作，种植蔬菜和花卉，这源于他早年农村背景。散步成为习惯，他常在别墅周边走动，观察自然变化。收音机是信息来源，他收听国内广播，偶尔捕捉外国信号，了解外部动态。 阅读占据大量时间，历史书籍和传记是首选，这让他回顾过往经历。这些活动虽平凡，却让他从权力真空转向个人兴趣。养老金确保了这些消遣的可能，他能购买工具和书籍，维持自给自足的生活。 然而，退休并非全无波澜。赫鲁晓夫骨子里仍有政治热情，他决定记录回忆。从1966年起，他口述内容，由儿子录音整理。这项工作持续几年，积累大量材料。尽管当局干预，1968年要求上交磁带，他坚持完成。回忆录涵盖从斯大林时代到冷战事件的亲身经历，提供独特视角。 1970年，部分内容辗转出版于西方，名为《赫鲁晓夫回忆录》，约两百万字。这本书成为历史研究资料，揭示苏联内部运作细节。他的坚持体现了不屈性格，却也加剧了当局警惕。 养老金调整后，生活开支需更精细管理，但他从未陷入贫困。500卢布初期标准，足以支付别墅维护和日常用品。后来减额虽有影响，却未改变基本格局。家人探望频率稳定，子女轮流前来，带来外部消息。这让他保持与社会的间接联系。 赫鲁晓夫的晚年反映出苏联权力更迭的模式。与前任不同，他避免了悲剧结局，却成了“特殊养老金领取者”。别墅虽舒适，监视却无处不在，限制了自由表达。回忆录的创作过程充满曲折，他多次尝试避开监听，如户外录音，但最终室内完成。 儿子谢尔盖的协助至关重要，材料复制后偷偷运出。出版后，当局否认其真实性，他签署声明表示不知情。这件事凸显了信息控制的严苛，却也让他的声音流传。 健康问题渐显，赫鲁晓夫多次住院治疗心脏病。1971年夏季住院期间，回忆录材料被没收，但拷贝已外传。养老金继续发放，直至生命终点。他的生活方式影响了后人对苏联退休制度的认知，强调了亲情和个人兴趣的重要性。 家人陪伴让他晚年不至太过凄凉，孙辈的成长成为慰藉。园艺和阅读让他找到平静，这些接地气的活动，源于他矿工出身的务实精神。 回顾赫鲁晓夫一生，从乌克兰农村起步，到登上权力顶峰，再到郊外隐居，这条轨迹充满起伏。他推动的改革虽有争议，却改变了苏联面貌。退休后，他未公开批评继任者，而是通过回忆录间接表达观点。养老金制度保障了物质基础，家人支持提供了情感依托。监视虽存在，却未阻止他完成自传。这段岁月，体现了个人在体系中的适应力，也暴露了权力的无常。
